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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历史的学理依据？根据一般理解，文学理论史依附于文学史而存在。但是，文学理论史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首先体现在文学理论通过对文学概念的理解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写作。文学理论还有着独立于对文学现象的评述以外的来源。它与哲学和伦理学，与心理学和语言学，也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研究联系在一起。因此，现代文学理论不是从“诗文评”直接生长起来，而是文学现象评述与理论建构交汇的产物。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所谓“接地”，是指理论的种子在文学现象的“地”上生长起来。理论自身的历史是存在的，它有着自身形成、发展、成熟、衰亡的历史，就像物种一样。生物学比喻对这种历史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 键 词】文学理论史/进化/接地性/生物学比喻 【作者简介】高建平(1955-)，男，江苏扬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一、文学史如何可能？ 谈论文学理论的历史，还是要从文学的历史说起。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专门谈，但我想在这里提示一个大意。学界都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81。这个说法受一种“三分”的逻辑所支配：历史=个别；哲学=一般；文学=通过个别显现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历史来，文学更接近哲学。文学难道不能描绘个别的事物吗？亚里士多德没有说不能，他说的是，这种个别中要反映普遍性，使人相信它是可能的。这是说，将对事物的规律的认识，用生动具体的例证展现出来。 这一表述，在后世受到质疑。例如，历史是不是只是显现个别？历史也在揭示规律，而不是历史事实的罗列。对史实的记录，是历史学需要做的事。但何谓史实？选取什么样的史实？怎样对史实进行整理？这些问题在历史学家那里有着很多的争论。我们会发现，最早的历史，是政治史，王朝更替的历史，上层斗争的历史。只是后来，人们才开始关心经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进行各种资料、数据的搜集，以及将视野投射到民间，进行各种口述史的实录，等等。历史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对历史的描述，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我们不能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描述来对历史这个学科定义。但是，我们却能够据此理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关于一般与个别的两分，并且，比起个别来，一般更重要。学术研究有着一种朝向一般的趋向。由此，生长出众多的理论难题来。 在此，我们跳跃到这样的话题上来：文学的历史如何可能？文学史不能只是文学现象的实录。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搞资料搜集，编辑文学家年谱，编辑一个时代的文学编年史，编辑一些重要文学家的资料长编，进而编辑文学家的文集、全集、选集，进行注释和赏析工作。这些是不是文学史研究？他们的研究是否应该视为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如果具体到对这些研究者的成果的评价来说，当然得被列为研究成果。一些资料书对后续研究者，可能比许多的研究论文还要重要得多。这些成果还成为许多重要的文学史研究家立身扬名的基础。于是，这个等号就在实际操作层面被划了出来。这些成果是文学史家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文学史研究非常重要，于是，它们就是文学史研究成果。对于这个结论，我仍想提出质疑。这些操作层面所作的区分，与我们对文学史概念的探讨，不是一回事。所有这些资料性的研究，都要为文学史研究服务，但是，它们不是天然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史研究，要研究文学发展或变化的规律。具体说来，有一个问题就很重要：文学在历史上是否“进步”？文学是按什么轨迹发展？我们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文学是进步了，还是只有变化没有进步？在这里，涉及几个概念：发展、持续、变化。发展的意思是说，可能性被展开。持续的意思是说，一个存在的事物继续存在。变化的意思是说，一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同，但不一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历史是对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变化规律的探讨。这种探讨需要寻找和建立坐标系，根据这种坐标系来标志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文学史能否理解成是语言媒介的历史？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中国诗歌从四言，到五言、七言，呈现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趋势。这曾经被一些研究者看成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因此，就变得字数越来越多。但是，这种理解其实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四言之前是否真的有一种二言诗？尽管有人这么设想，也找出了一些零星的证据，但总不那么确实。还有，为什么此后没有九言、十一言？相反，从句有长短的古风，到整齐划一的唐诗，到复现长短句的宋词，到句式更加自由的元曲，发展轨迹其实并无一定之规，更多地呈现出的是变化。我们在一定的时段中，可看出发展的痕迹，从生拙到圆熟。但是，圆熟并不一定优于生拙，如果从长时段考虑，显示出的只不过是变化而已。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之中。从一开始的简略，到后来的复杂，似乎是在发展。如果我们拿着清人小说与唐代传奇给未受训练的孩子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清人比唐人更会讲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当然是在发展着的。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小说家讲故事的能力，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莫言说他向《聊斋志异》学习。他铺陈故事的能力，当然要强于蒲松龄，这就是发展。跨越了时空，就具有不可比性，但又是可比的。前人只给你以导引，你如果不超过前人，就什么也不是。 谈到小说，研究者们立出了标准。例如，莎士比亚用词很多。但用词越多越好吗？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曹雪芹这些作家笔下人物多，人物生动。但人物越多越好吗？从叙事学的角度，可以找到许多的标准，例如，性格的扁平与圆整、性格的固定不变与成长变化、人物间的关系复杂多样、情节线的编织、故事的时间与情节推进的节奏的把握，等等。从这些方面，可以找到许多进步的标志。有些作家本来不太会讲故事，后来学会了；有些写作的技巧，过去不会用，后来学会了，用得越来越成熟。这些都是进步。但是，并不是叙事技巧采用得越多，作品就越好。 怎样成为好作家？是不是有什么诀窍？也许是有的。但是，如果提升到这样一个程度：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么，任何关于诀窍的谈论，似乎都已失去了意义。成为伟大作家是需要天才的，天才超越一切技巧和诀窍。康德说过，天才不是遵循规则而是制定规则[2]。在文学史上，天才是成串地来的，又是成串地去的。天才来了，不等于那时的技巧就纯熟；天才去了，再有好的技巧也没有用。成就文学的辉煌时代的秘密不可寻，但文学史家们不能无所作为。 马克思曾说：“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3]27那么，应该怎样理解？一个可能是联系社会生活来理解。但那等于把文学的进步化约为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了，于是文学跟着进步。再现性作品依据外部生活来确立进步。即看文学所反映的生活的进步来确定文学的进步。与此相反，表现性作品则言志缘情，古今一律，只是从言何志、缘何情来看待文学的进步。黑格尔的模式，提出了理念的进步，这是对历史的拯救。他强调一种总体上的进步，世界是由于理念本身的进化与展开造成的。但是，这种观念太抽象了。由此归结到一种历史的生物学比喻，即精神生产形式的“生老病死”的可能性。在文学中，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在各种文学流派和写作方法中，有着自身的历史，即自身的“生老病死”，有着文学的终结与再生的各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不是单数的文学，不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学样式、一种叙事方式、一种文学上的美学的追求，而是作为总体的文学的综合发展、融合、演化，与各种具体的文学样式和文学观念的生长和消亡之间的张力关系，其间的各种可能性，各种巨大而人力不可抗拒的趋势与各种微小的偶然机遇所形成的文学故事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丰富而生动的文学史。文学史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