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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理论到文学理论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文学理论，就会发现，它并不只是在一个维度，即文学的欣赏和批评的维度上建构起来的。那种要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在起源时期，文学理论却起源于并非专属于文学的理论。文学理论从起源上说，是从原有的元学科分化而来的，而非凭空建构起来。这也就是说，先有理论，然后才有专门的文学理论。 古典的关于文学的理论论述，与哲学和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当我们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学理论的贡献时，我们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所有的大思想家们，都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学科。他们的思想，后来被不同学科继承和发挥，成为这些学科的源头。欧洲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我们也同样谈论孔子、老子的文艺思想。在那个时代，关于文学的理论，与关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是一体的。 对于文学理论从古代向现代转换，有一种总结，将之看成是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发展。这种描述当然从总体上讲，是符合观察的结果的。古代形态的文学理论直接来自于对作品的创作与欣赏，与作品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诗文评”还不是文学理论，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文学理论形成前的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则比“诗文评”完整、全面。但是，“文艺学”并不只是来源于“诗文评”，它至少还有另一个源头。 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呈现出哲学家的文学思想与这种“诗文评”相交汇的特点。我们不仅要看到从“诗文评”生长出“文艺学”的一面，也要看到从柏拉图，经托马斯·阿奎那、康德，以及众多现代思想家对文学理论的贡献。读歌德的“谈话录”，与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会给予我们不同的感觉。两者都很重要，都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我们在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的书中，在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政治家兼思想家的言论中，都发现了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言论，这些言论不是诗和文的评论，而是谈论文艺与社会生活，与政治，与历史，以及与人的内心的关系。这些思想影响深远。后来的汉代的经学家们，唐宋的思想家和文人政治家们，都有很多关于文学的论述。他们所说所写的东西涉及了文学，但不一定是对文学作品的评述。他们大都是谈论别的什么东西，对文学产生了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学理论是思想的汇合形成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及在其他领域活动但也关注文学的人，与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汇合，从而生产一种文学理论的知识。当然，我们不能产生这样的想象，仿佛他们要聚在一道，成立一个课题组，进行集体攻关，于是一门叫做“文学理论”学科就此成立了。这种想象是可笑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实际上，所存在着的，恰恰是不同的人在涉及文学和艺术理论时的竞争关系。竞争各方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但最终却在文学理论的形成中，起到互补的作用。 在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用一些美学史家的说法是，存在着一个“敌视艺术的早期思想界”[4]15～23。一些早期的思想家们，都排斥文学和艺术。柏拉图宣布了诗的两大“罪状”：第一是不能揭示真理，是“模仿的模仿”，从代表真理的“理念”数起，已经是第三层，真理的信息被损耗；第二是专门模仿灵魂的低下部分，以吸引读者和观众，即戏剧中专门写凶杀乱伦的题材，刺激低级情欲。我们知道，黑格尔提出艺术、宗教、哲学三层次，提出艺术的时代最终被宗教和哲学的时代所取代，从而艺术要终结。这种观点，其实在柏拉图那儿就已经存在过。诗与哲学之争，在柏拉图那里，是想用哲学来取代诗。 在中国，也存在过“敌视艺术的早期思想界”。墨家、道家、法家都反对艺术，去奢、静心、合度，都成了理由。诸家对艺术的决绝态度，衬显出儒家对艺术的宽容，但这种宽容，是政治功利主义。诗要温柔敦厚，乐与礼相配以实现“乐治”，宫室服饰要“全饰以一民”，所有这些，都不是对文学艺术的观察和评述，而是选择与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发展，“思想界”不再对艺术“敌视”了。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的儒家，就不再“敌视”，但是，文学艺术的从业者和思考者之间的分离，仍然存在，并长久地保留着。这就是对艺术的参与的态度与旁观的态度。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谈过西方思想从毕达哥拉斯就有的“旁观者”传统，这里不再重复。文学家和艺术家是参与者，思想家是旁观者。旁观者要不动情地、研究性地、无功利地观察，由此制造出理论来。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怎样看待文学经典。文学经典主要是由思想家树立起来的，其根源，仍在于旁观者与参与者的对立。“参与者”也需要经典，但更重视活的文学，而“旁观者”则主要利用经典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用树立经典、批评当下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立场和话语。死经典与活文学的对立，呈现为文学的内部运动，但却迫使有关文学的争论向着其他领域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