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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作品与审美伦理(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美育学刊》2014年3期 徐岱 参加讨论

    这个见解的确精辟,道出了前人所未言的独特领悟。但我们能否再继续追问,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究竟是什么让中国古代那些实在不甘随波逐流的文人们,最终仍殊途同归于这样一种无奈的结局?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所谓“抒情传统”,准确讲应该称之为“缘情传统”。这个传统由两个基本环节构成:“物色”与“咏怀”。先说前者,所谓“物色”通常就是“触景生情”,主要表现为两大形态:少女“伤春”,壮士“悲秋”。它体现了中国古人从四季变幻而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这种情感的源头可追溯到《论语·子罕》中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自觉的“时间意识”,但却不同于奥斯丁对“时间本质”的追问,而是仅仅停留于因时间“一去不返”而产生的“生命苦短”的感叹。难怪有日本学者表示:自古以来,中国的时间意识“与其说是循环的,勿宁说是明显地流逝的”。以这种时间意识为底色的人生观反映在诗歌中,就是“伤春悲秋”的题材成为传统的重要部分,并“成为更持续的抒情源泉”。[49]由此再深入一步,不难发现,严格意义上的以追究生命价值为目标的“生命意识”,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中国人的“得道”之梦的实质并非孔子一厢情愿的“有所担当”,而是无为而获的“成仙”。由此来看中国的所谓生命意识,准确地讲应该命名为“寿命意识”。这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中国价值观可谓一脉相承。
    再来谈谈“咏怀”也即“咏怀诗”,直白地讲就是“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之诗”。有文章将其归纳为三类,分别表现“济世情怀”、“超世情调”、“游世情趣”。也有文章将之总结成两类,即“游子思乡”和“民妇念夫”。后者即平民妇女对被官府征兵开往前线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丈夫的命运的思念,普遍表达的是对永远没有终结的战争的厌恶。前者又称“羁旅行役”之作。《史记·陈杞世家》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担,君之惠也。”西晋政治家、军事家杜预注释:“羁”,即“寄”;“旅”,“客也”。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注:“羁旅,过行寄止者。”关于“行役”一词,语出《诗经·魏风·陟岵》:“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最初指因服兵役、劳役或公务而出外跋涉,后来泛称并无明确目标的离家出行。比如南朝的梁代文人柳恽《捣衣诗》:“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唐代李白《估客行》中也有:“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由此看来,所谓“羁旅行役”诗,主要是指出门在外寄居他乡的游客浪子,将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所感沉淀于心,以诗的形式予以表达。内容虽说主要包含对遥远故乡的思念和对往日家庭生活的回味,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有大有小”的各种人生体验。换言之也即“怀事与怀人”。此事为功名事业,此人为亲朋好友。所以“小”者如亲情和友情,“大”者多为借“忧国忧民”与“感时伤旧”的政治,为自己的政治前途不顺而“怨”。
    事实上,对于有文人士大夫背景的作者而言,主要涉及的是政治方面的抱负。这才是从“建安文学”时期发达起来的“五言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咏怀诗最重要的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不仅以八十二首咏怀诗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其范围几乎包括了从友谊、亲情到仕途、经历等整个人生感悟。如果说早期的五言诗的成熟,是历经汉王朝四百年盛衰的市民歌谣的产物,那么咏怀诗则是通过“建安七子”的努力,作为知识分子的诗歌创作的成果。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视野上。早先的五言诗的内容,基本上围绕《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主题。但到了阮籍这里,所“咏”之“志”出现根本性改变。比如《咏怀》第十七首:“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诗中虽依然有“日暮思亲友”这样的传统亲情之咏,但至少在字面上已有了“登高望九州”的胸怀。有论者以此评判道:这是知识分子创作的咏怀诗超越了市民歌谣的五言诗的证据,因为前者只是局限于“狭小的视野上的个人的悲哀”,而阮籍的咏怀诗毕竟扩展到了“九州”也即“天下”。论者据此提出,以阮籍为代表的咏怀诗在视野的广度以及与此相为表里的孤独感方面,相对于从来的诗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50]145这样的评价虽显得独树一帜,但存在有待商榷之处。
    在中国文人中,自古以来能做到读书与为人相一致、以自己的一生体现“人文”两字真正价值的寥寥无几。木心无疑是其中一位。用他的话说:论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论爱情,则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对这样的人的话你无法轻视。不妨读读他留在其学生陈丹青笔记本中的这段文字: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开口就叫“天下”的国家。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这个“天下”常常是指从海南岛到长白山,从台湾到西藏的地域范围。所以“中国人的视野的广度,很有限”。因此对人生,中国艺术家的理解非常局限,这必然影响艺术作品的分量。用一句老话来讲,中国没有出过天才。比如莎士比亚的伟大之所以能得到举世公认,是因为他的作品放之四海而皆准。与其相比,中国的元曲常常是放之四海而不准。[51]这样的肺腑之言不见得会赢得一致的掌声,但并不妨碍它所道出的见解具有一针见血的功力。这与朱自清对“抒情”概念的中西之分的阐释如出一辙。诚如朱自清强调的,西方语境中的“抒情”内涵之所以较中国古代大得多,就在于西方人把对宇宙人生的观感都包括在内。这有其思想史的根源:他们将“认识自我”作为人生的第一问题。而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自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认识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融入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而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弄得中国人面和心不和”。[51]这又是非常人所能言之言。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以初唐诗人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为例做出分析。众所周知,闻一多曾在其撰写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里,对这首作品给予了“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评价。他认为:“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52]长久以来,闻一多的这句话几乎已属“盖棺论定”之语。因为这首诗属于宫体诗,而宫体诗就是为宫廷生活服务的诗,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特有的糜烂性决定了,由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等皇帝们倡导的这类作品主要就是艳情诗。随便举几例:吴均《鼓瑟曲有所思》:“知君亦荡子,贱妾自倡家。”李义府《堂词》:“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难怪闻一多会写道: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宫体诗的案例说明,堕落是无止境的,但如触及人性的底线也会有反弹。张若虚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就是这种反弹的成果。在闻一多看来,它的出现“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53]这个结论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对这首诗的优秀程度的评价,究竟怎样才合适。不妨重新领略下它的魅力: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全诗开卷,迎面而来的便是浩荡无垠的春江潮水,和更显浩瀚辽远的大海,形成水天一色、江海相汇的空旷阔大的虚幻之境。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著名学者奥托的一个观点:除了静默与黑暗之外,东方艺术还知道能产生强烈的神秘印象的第三种直接方式,这就是空和空阔。[54]初步印象中这似乎正是该诗的一大特色。这样的解释也合乎情理。比如众所周知,苏轼在《送参寥师》这首诗中写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艺术家之所以如此强调“静”和“空”,正因为两者能使我们直接面对、触及所谓“存在的原奥秘”。“空”能容纳“无限”,它不仅包孕着“有”,而且是“万有”。伟大的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体验是:“如果我在面前眺望进空间,我会对无限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对于这神秘的感觉,没有解释。”[55]237这份神秘感来自处于“无限的存在”中的个体对“有限的生命”之意义的困惑,而这份困惑尤其在我们身临其境于宇宙万物,直观那种难以名状之美时,展示得淋漓尽致。换句话说,“始于神秘的生命者,亦将于神秘中结束,但在这其间,存在的是多么天然而美丽的国度”。[56]
    在某种意义上说,吸引艺术家们心甘情愿地以呕心沥血的态度投入到审美创造中去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份神秘性。就像罗丹在向葛赛尔谈论乔尔乔内的《田园合奏》时所说:“什么是人类的欢乐?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人生的哑谜。”[57]这同样也是让高更放弃优越的法国资产阶级生活来到塔希提岛的原因。据他自己说,他创作那幅以“三W”命名的作品的创意来自一个梦,“在梦里我和整个大自然结合着,立在我们的来源和将来的前面。在觉醒的时候,当我的作品已完成,我对自己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55]243由此也可见,在这份“神秘性”深层或者说与它同在的,是对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神圣感”。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在音乐之中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奥秘’”[58],换言之也就是“不可言说的神圣”。所以有些学者“把神秘主义定义为人们追求与神圣力量或神圣存在合一时所持有的一种宗教态度”。[59]但这种一度十分流行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之言。因为这种神秘感,尽管表面上存在审美文化同宗教文化的相近性,但在深层次上存在二者分道扬镳、各自为政的差异性:美感体验是对神秘感中“魅力”因素的强化,而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则是对神秘感里的“畏惧”因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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