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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蕴含 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创作同民间文化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在于通过这种文化诗学实证分析所显示出的哲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和文艺学层面的理论蕴含和理论价值，而这一切充分体现出一位诗学大师的理论激情和理论震撼力。 从哲学层面来看，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是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第二种生活”，也是一种世界观，它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12]这种感受，一是提倡平等对话精神，使世界接近人、使人接近人，这是同一切等级、专制相对抗的；二是为更替和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这又是同一切循规蹈矩的官腔，同一切仇视新生和更替的教条，同一切把生活现状和社会制度现状绝对化的企图相对抗。有别于西方有些人对狂欢化的片面理解，巴赫金认为通过狂欢化所体现的民众的世界感受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大众的，它不仅是对专制和教条的颠覆和解构，而且是一种创造、一种建构，它体现了全体民众的一种乌托邦理想，洋溢着一种快乐的哲学。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还进一步提出应当把狂欢化所体现的世界观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领域中，他说： “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中)。”[13]显然，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文化对高级的思想精神领域应当有巨大的冲击力，在思想精神领域应当反对教条、封闭和僵化，反对思想的独白，应当弘扬对话、开放、创新，提倡思想的对话。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也是对话，只有对话的思想才能给思想带来生命和活力，而独自的思想只能使思想僵化和枯萎。提倡生活的对话，特别是思想的对话，这是巴赫金文化诗学最高层面的追求，也是他毕生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苦苦追求。 从文化层面来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体现出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一种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首先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其根本原因在于同一个时代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维体系，于是便有不同的文化意识和不同的文化。他以中世纪为例，指出“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4]他认为如果不了解这两种生活和两种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更替和排斥，就无法了解中世纪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 其次，他认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深厚根源在于民间文化强大潮流。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审美感受，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它以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形式，向官方文化、上层文化提出挑战，发起冲击，有力地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其结果是使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对立逐渐模糊，同时使它们在相互碰撞中又相互渗透。第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巴赫金认为一方面是民间诙谐文化“从民间深处带着民众的(“粗俗的”)语言闯入正宗文学和高级意识形态领域，在创作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正剧和喜剧等世界名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5]另一方面诙谐文化由于同时代最先进的人文主义和高超的艺术技巧的结合，本身也获得新的创作力和新的变化，“它的全民性、激进性、自由不羁、清醒和物质性已从自身近于自发的存在阶段转向艺术自觉和具有坚定的目的性状态”。[16]巴赫金这种整体、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多元的文化现象也极富启示意义。事实证明，一个时代不同的文化和文学正是在对话之中得到激活和发展的。 从文艺学层面看，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民间狂欢化文化对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容方面又有形式方面，其中我认为最有理论价值的是狂欢化对作家艺术思维形式的影响和狂欢化对体裁形成的影响。 首先，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文化“对文学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17]民间诙谐文化“对整个文学、对人类的形象思维产生强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几乎完全未得以揭示”。[18]他把民间狂欢化文化既看成是民众的一种生活存在和生活方式，称之为“第二种生活”，更重要的是还把它看成是一种思维方式，他特别把它称之为“狂欢式的思维”。[19]在他看来，这种狂欢式的思维是同由官方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民间的狂欢式的思维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以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活泼生动的思维体系，它暗示一种现存生活、现存秩序和现存真理是可以变更的信念。而官方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抽象的思维体系，他在谈到中世纪的官方文化时说：“中世纪官方文化以其全部形式、形象及其抽象的思维体系，暗示着一种相反的信念，即现存世界秩序和现存真理是不可动摇和不可改变的信念，总之，整个现存世界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20]巴赫金认为由民间狂欢化文化所形成的狂欢式思维对作家的艺术思维、艺术视觉有重要的影响，它能帮助作家去发现、揭示和表现生活中至今未认识的新事物。他指出：“狂欢化——这不是附着于现成内容上的外表的静止的公式，这是艺术视觉的一种异常灵活的形式，是帮助人发现迄今未识的新鲜事物的某种启发式的原则。”[21]狂欢化把世界颠倒来看，正反面一起看，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成型的事物给相对化了，体现出一种交替和变化的精神，一种除旧布新的精神，它能帮助作家深入揭示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深层的东西。在这种狂欢式思维的影响下，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惊人地有效地揭示了急剧变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表现人的性格和思想的双重性。他指出，在民间狂欢化文化，在狂欢式思维影响下所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他称之为“复调艺术思维”，并认为，它在人类艺术思维总的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这种思维能够研究独白立场的艺术把握所无法企及的人的一切方面，首先是思考着的意识，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22]以往，我们在研究艺术思维时，比较关注艺术思维和原始思维、神话思维的关系，我认为，艺术思维和民间文化思维的关系也是一个有相当大难度又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课题。 其次，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对文学体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民间狂欢化具有构成新的文学体裁的力量，狂欢体己经成为文学体裁的一种传统。他说： “狂欢化具有构筑体裁的作用，并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23]从宏观角度看，民间狂欢化影响了欧洲文学狂欢体文学传统的形成，最早是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苏格拉底对话、梅尼普体)，之后是中世纪的诙谐文学、讽刺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小说、塞万提斯小说，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从这些文学中都可以看到狂欢化的影响，听到它的历史回声。就文学体裁本身而言，巴赫金认为小说是最具有狂欢性的体裁，它同民间狂欢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史诗是高贵的体裁，小说是低俗的体裁。在这两种体裁当中，巴赫金特别看重小说体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看重小说体裁中民间文化所带来的生命活力、它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他认为小说是唯一未完成的体裁，“小说不仅是诸多体裁中的一个体裁。这是早已形成和部分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间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24]在他看来，小说的本质就是反规范性，“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它本身便是一个可塑的东西。这个体裁永远在寻找自己，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己形成的一切形式。”[25]而小说体裁的另一大特性则是杂语性，它可以包容社会的杂语，包容不同的体裁。在小说文本内部，在小说文本和其它文本之间永远隐含着对话，这就使得小说文本永远成为开放的文本。总之，小说体裁固有未完成性、易变性、反规范性、多样性、杂语性，都是同民间狂欢文化所体现对话精神和更新精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