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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1895—1975）对我国文艺学、美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从198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我国首次出版，到1998年六卷本的《巴赫金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一次推出，我们逐渐感受和认识了巴赫金。如果说巴赫金在俄罗斯从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一个逐渐被发现的过程，近十年间我们对巴赫金的认识和研究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开始，人们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进而又关注他的文学狂欢化理论，最后才体悟到复调理论和狂欢理论背后是巴赫金毕生追寻的对话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巴赫金哲学、美学思想的根基，是巴赫金思想最有魅力和最有震撼力的精华，以上这些问题在这些年有关巴赫金的专著和论文中多有论列，本文想转换一个角度来谈巴赫金，主要介绍巴赫金诗学研究的内容及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的地位，并阐明巴赫金诗学研究所体现的大家学术风范对我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一、巴赫金诗学研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的地位 巴赫金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20世纪思想文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震撼力是毋庸置疑的。 先看看评论。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苏联出版，被认为是“苏联和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说这部专著“为巴赫金作为20世纪罕见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声望奠定了基础”。 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依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独具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1] 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2] 上面的言论阐述了巴赫金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及他在20世纪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就诗学研究而言，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各个领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整体诗学研究。对巴赫金诗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当难度的，对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颇有感叹：“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3] 第二，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对诗学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是无本之木，它继承了俄罗斯哲学、诗学的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哲学、诗学的影响，但又超越了俄罗斯的哲学、诗学和西方的哲学、诗学，他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和原创性。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这是对生活、思维、语言和艺术一种崭新的理解，这也是巴赫金诗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以对话为基础，他独创地提出了复调理论、狂欢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并建构了自己的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由于他的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因此对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在20世纪苏联诗学研究和世界诗学研究的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但它又是独树一帜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对苏联诗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诗学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现，对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认识。从世界范围看，世界诗学的发展也一度走向只重文本结构不重历史文化语境的结构主义，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又反对结构主义“封闭于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纪诗学发展的种种片面性中，体现了诗学研究的一种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诗学研究十分关注体裁、语言、结构、形式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不脱离文化语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来说，它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也是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