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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诗学研究。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著作中，谈到了狂欢化问题。他认为只有从狂欢化的角度，从民间笑文化的角度切入，才能真正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创作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所谓的文学狂欢化问题既是体裁诗学的问题，历史诗学的问题，也是文化诗学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这是文化诗学，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这是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特征，也是俄罗斯文化诗学的重要特征。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思想非常丰富，他在70年代针对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谈到文艺学所面临的任务时，首先指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不能离开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研究文学。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一文中他就文化和文学关系的问题谈了三个基本观点：第一，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开时代整个文化语境是无法理解文学的。既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同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后者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第二，在关注文学特性的同时，要看到各种文化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必须重视各种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问题，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和最有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各种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封闭特性之中。第三，要重视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的重大影响。不应当把时代的文学过程归结为文学流派表面的斗争，归结为报刊的喧闹，要揭示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民间文化潮流对时代真正宏伟文学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揭示伟大作品的底蕴。[20] 巴赫金文化诗学具体体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大家的小说研究中，他正是根据自己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深刻理解，深入揭示这两位大家的小说同民间文化，同民间狂欢化文化和民间诙谐文化（笑文化）的内在联系。如前所述，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作为一种小说体裁是植根于民间狂欢节文化的，是欧洲文学中狂欢化文学体裁的继承和变体。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认为拉伯雷是最具特殊魅力而又最不被理解的伟大作家，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弄清楚拉伯雷同民间诙谐文化，同狂欢式的笑的内在联系。他在书中首先从拉伯雷小说中的广场语言入手，探讨了民间节日形式和形象，以及与此相关的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及来源、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研究了拉伯雷笔下的形象与他那个时代现实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作品是“一部完整的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特色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而这种“怪诞的现实主义正是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式的笑文化的体现。长期以来，民间诙谐文化或者被认为是否定性讽刺性的，或者被认为是娱乐性的，没有思想深度的。而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笑的精髓和特性一是在于“与自由不可分离的和本质的联系”，[21] 它显示出人们渴望从种种压抑中获得解放和自由；二是在于它具有深刻的双重性，它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既是欢乐又是讽刺，它强调更替和变化，反对凝固和僵化，因此具有巨大的创造力量。巴赫金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文学中，在拉伯雷的创作中敏锐地感受到民间文化向作家小说体裁的渗透，民间文化向官方文化的挑战。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创作同民间文化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在于它通过这种实证分析所显示出的哲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和文艺学层面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 从哲学层面来看，巴赫金认为民间的狂欢化文化、民间的诙谐文化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 这种感受为更替演变而欢呼，反对循规蹈矩的官腔，反对把生活现状和社会制度现状绝对对立起来。[22] 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还进一步提出，应当把狂欢化所体现的世界感受转移到精神和思想领域中。他说：“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的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23] 显然，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文化对高级的精神领域应当有巨大冲击力，在思想意识领域应当反对思想独白，反对教条、封闭和僵化，应当提倡思想的对话，张扬开放、变化和创新。在他看来，只有对话的思想才有活力，而独白的思想只能导致僵化。思想的对话，这是巴赫金文化诗学最高层次的追求。 从文化层面来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提倡一种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他所张扬的狂欢化民间文化向官方主流文化提出挑战，有力地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审美感受，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它以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语言对官方文化、主流文化、严肃文化产生巨大冲击。于是，民间文化和官方文化、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通俗文化和严肃文化之间的对立就逐渐模糊，同时，在它们之间出现了一种互相对话、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互动局面。巴赫金的观点是符合文化发展实际的，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代文化现象也极富启示意义，事实证明文化和文学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 从文艺学层面看，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首先，他把民间狂欢化既看成是一种生活存在和生活方式，也看成是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狂欢化的思维对作家的艺术思维、艺术视觉有重要影响。他说：“狂欢化——这不是附着于现成内容上的外表的静止的公式，这是艺术视觉的一种异常灵活的形式，是帮助人发现迄今未识的新鲜事物的某种启发式的原则。”[24] 狂欢化把世界“颠倒着看”，正反面一起看，把一切表面稳定、成型、现成的事物给相对化了，体现一种除旧布新的精神，它能帮助作家深入揭示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深层的东西，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两重性，人的思想的两重性。其次，他认为民间狂欢化具有构成新的文学体裁的力量，狂欢体已经成为文学体裁的一种传统。他说：“狂欢化具有构筑体裁的作用，亦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25] 从宏观角度看，他认为狂欢化影响了欧洲文学狂欢体传统的形成，最早是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苏格拉底对话、梅尼普体），之后是中世纪诙谐文学、讽刺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塞万提斯的小说，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从这些文学中都可以看到狂欢化的影响，听到它的历史回声。就文学体裁本身而言，巴赫金认为小说体裁是最具有狂欢性的体裁，它同民间狂欢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传统眼光来看，史诗是高贵体裁，小说是低俗体裁。巴赫金看重小说体裁，就在于小说体裁由民间文化带来生命活力。他认为小说是唯一未完成的体裁，“小说不仅是诸多体裁中的一个体裁。这是早已形成和部分地已死亡的诸多体裁中间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26] 在他看来，小说的本质就是反规范性，“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来约束。它本身便是个可塑的东西。这一体裁永远在寻找，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己已形成的一切形式。”[27] 而小说体裁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杂语性，它可以包容社会的杂语，不同的体裁，在小说文本内部，在小说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隐含着对话，使小说文本永远成为开往的文本。总之，小说体裁所固有的未完成性、反规范性、易变性、多样性、杂语性，都是同民间狂欢化体现的对话精神、更新精神紧密相连的。 上面我们分别介绍了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些介绍中可以发现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体裁诗学、文化诗学的内容是相互渗透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他在谈到狂欢化时就指出：“我们认为，文学狂欢化问题，是历史诗学，主要是体裁诗学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28] 我认为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巴赫金的诗学是整体诗学研究。他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一诗学，而是在各种诗学的联系中对诗学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在诗学研究中，他既注重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研究，更注重文学内部结构、形式的研究，而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他极力主张“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29] 同时又是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他又竭力揭示复调小说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巴赫金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分析来表明自己的诗学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实际上就是巴赫金的诗学。第二，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具有强烈的民众意识。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他始终同俄罗斯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他热爱俄罗斯人民，关注民间文化，深入探索民间文化所渗透的和所体现的民众的世界观、生活理想和思维方式，并揭示它们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正是有了这种独特的立场和视角，他才有可能与众不同地深刻地揭示出拉伯雷创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奥秘和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是贵族式的、经院式的，它在世界诗学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也是俄罗斯诗学人民性传统的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