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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诗学研究。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都涉及到历史诗学研究问题。在前一本书中，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该是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3]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小说体裁的新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还力求对这种小说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的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巴赫金在谈到他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时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时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14] 从历史诗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巴赫金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发现复调小说这一长篇小说体裁，还在于阐明复调小说的历史源头，揭示复调小说同古代希腊罗马庄谐体文学和民间狂欢节文学的内在联系。巴赫金认为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和狂欢节。由此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和狂欢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型的复调小说正是属于狂欢体这条线索，是狂欢体的变体。而对这种变体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体裁，其中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的讽刺。巴赫金指出庄谐体有三个共同特点：十分尖锐的时代性；形象是建立在经验和自由虚构的基础上；拒绝单一和统一，充分体现杂体性和多声性。苏格拉底对话，特别是梅尼普体，作为一种庄谐体的体裁，巴赫金认为它的深刻根源是民间狂欢节文化，是深刻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它体现为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交替和变更的精神。这种狂欢化不仅决定作品的内容，而且还决定作品的体裁基础，具有构成新文体的力量，换句话说，欧洲文学传统中的狂欢化体裁传统是同千百年来人民大众的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紧密相连的。这种狂欢式的体裁传统深刻影响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文学、中世纪的诙谐文学和讽刺摹拟文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它的代表就是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创作所体现的狂欢化体裁传统。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熟悉欧洲文学狂欢化的几个基本来源，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狂欢化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化文学以及体现在18、19世纪作家身上的狂欢化文学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正是受到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是这一文学体裁传统的继承和变体。 我认为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研究的价值固然在于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历史源头，更有意义的是，还在于他力图探讨文学体裁的理论和文学体裁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揭示复调小说的历史源头“这个问题对文学体裁的理论和历史，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15] 文学体裁的理论问题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的然而又是非常薄弱的问题。巴赫金在研究历史诗学时虽然来不及充分展开，但提出了不少十分深刻的且有启示性的见解。首先，他指出稳定性是体裁的本质，而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正是靠体裁才得以保证。他说，“文学体裁就其本质来说，反映着较为稳定的、‘经久不衰’的文学发展倾向。”“在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体裁是创造性记忆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体裁才可能保证文学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16] 其次，他认为体裁的生命在于更新。一个体裁总是既老又新，在一种体裁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它总是保留陈旧的成分，“体裁发展得越高级越复杂，它也会越清晰越全面记着自己的过去”；[17] 另一方面是这些陈旧的成分所以能够保存则靠它的不断更新。第三，在体裁发展过程中，许多作家可能属于同一体裁，但每一个作家又具有深刻的独创性和个人特色，狂欢式体裁虽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所继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以复调小说这种新颖独创的形式使其得到重生，获得了新面貌。[18] 他认为体裁传统在每个作家身上“都独自地、亦即别具一格地得到再现，焕然一新，这正是传统的生命之所在”。[19] 总之，在巴赫金看来，体裁的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体裁发展过程中，传统与创新的矛盾和统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正是体裁发展的活力所在和生命所在。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研究是俄国著名学者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所开创的历史诗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是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总体文学的历史研究中揭示文学体裁和形式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进而阐明艺术的本质和各种诗学范畴的内含。这种研究几十年来在苏联虽经种种挫折，其间经巴赫金等人的坚持和发展，自60年代以来已成为文艺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