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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巴赫金诗学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下面只介绍三个主要方面。 1．社会学诗学研究。 社会学诗学（或文艺社会学）的研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已有一段历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达尔夫人、丹纳和普列汉诺夫。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研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庸俗社会学，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直接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学作品变成社会学的“形象图解”，这可称之为非诗学的社会学；一种是形式主义，它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性和规律，认为文学是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现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形式，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者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他把形式主义的诗学称为“非社会学的诗学”。显然，巴赫金是在反对苏联诗学研究中的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和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诗学的，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应当从文学的内部结构、语言功能来揭示文学的社会审美特性，建立社会学诗学。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的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4] 文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关系，这始终是困惑着社会学诗学的核心问题。巴赫金社会学诗学研究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其中有客观的理论概括，也有微观的作品分析。 从文学作品来看，他既反对只从作品人物的宣言中寻找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忽视作品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形式，也反对只讲结构和形式，忽视作品结构和形式每一个成分都渗透着生动的社会评价。巴赫金把文学作品的形式看成是体现作品意义的物质实体，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意义和物质肌体是不可分割的。20年代，他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指出：“在艺术中，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的物体的一切细节。文艺作品毫无例外都具有意义。物质、符号的创造本身，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5] 70年代，他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又进一步阐明作品意义和物质肌体的关系。他说：“在文化领域中躯体和涵义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界线，”“莎士比亚也像任何艺术家一样，构筑自己的作品，不是利用僵死的成分，不是用砖瓦，而是用充满沉甸甸涵义的形式。其实，即使是砖瓦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式，所以在建筑师手里也能表现某种内容。”[6] 巴赫金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和物质肌体不可分割的思想是辩证的和深刻的，他高度重视作品的物质肌体、作品的结构和形式，认为作品的意义只能通过它显示出来。巴赫金这种理论阐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析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和进一步的深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从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三个层面上，深入阐述了他的思想。从创作层面看，他认为艺术家对生活新的发现和对艺术形式的新发现是一致的，作家应当善于把看待世界的原则变成对世界进行艺术观察的原则。[7] 艺术家如果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就无法表现他对生活新的发现，也就成不了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复调形式的创造是同作家对生活对话性的发现相联系的，作家是通过复调的新形式来表现他对生活新的发现。从作品的层面来看，巴赫金认为艺术视觉、艺术形式的新的变化会给艺术内容带来崭新的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形式的创造是“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的变革”。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果戈理的《外套》做比较，巴赫金认为两篇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内容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作品的艺术视觉和艺术结构的重心变化了，《外套》的主人公是由作者控制的，这是独白小说；而《穷人》是复调小说，作者对主人公采取全新的立场，作者不控制主人公，主人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这种艺术形式的创新恰恰展示了俄罗斯文学小人物的自我意识的增长，在这里，艺术形式的创新和艺术内容的创新完全是一致的。在巴赫金看来，“整个艺术视觉和艺术结构重心转移了，于是整个世界也变得焕然一新”。[8] 从艺术接受的层面来看，巴赫金认为只有真正把握艺术的新形式才能深入揭示艺术的新内容。以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大多数忽视作家艺术形式的创新，只是从内容，从主题、思想观点去寻找作家创作的特点，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无法了解作家对生活的新发现。巴赫金正确地指出：“不理解新的观察形式，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借助这一形式在生活中所初次看到和发现的东西。如果能正确地理解艺术形式，那它不该是为已经找到的现成内容作包装，而是应能帮助人们首次发现和看到特定的内容。”[9] 巴赫金在同形式主义的交锋和对话中，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又进一步展开他的社会学诗学思想，深刻阐明文学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关系。他认为形式主义的问题在于把文学的独特性同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相隔绝，“坚持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因而“不能把独特性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具体统一体中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结合起来”。[10] 巴赫金认为文学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是统一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所决定”。[11] 同时，他敏锐地发现，文学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在因素是可以转化为内在因素的，他指出：“任何影响文学的外在因素都会在文学中产生纯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逐渐地变成文学下一步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