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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为什么关注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是当代诗学研究的热点，而巴赫金则在本世纪初就下大功夫进行文化诗学研究。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说：“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科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论文《艺术即手法》。”[1]当形式主义诗学在俄国崛起时，巴赫金就同它展开积极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通过《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也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进行的。他肯定形式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没有全盘否定形式主义。他认为形式主义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并把形式主义诗学称之为“非社会学的诗学”。巴赫金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他主张诗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从文学体裁和形式切入，但又不应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2]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语言学转向，现在又回到了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内部研究又回到了外部研究。而这个历程巴赫金在本世纪20年代早已完成了。巴赫金对诗学的思考和对文化诗学的关注，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巴赫金对文化诗学的关注是同他对文艺学建设的思考相联系的。他始终认为文艺学和诗学的一大不足是没有同文化史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也就是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因此，当代的文艺学就有一定局限性，只根据官方化了的文学得出的理论概括无法深刻阐明象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些渗透民间狂欢化文化的作家的创作本质。巴赫金这种对文艺学和文化诗学关系的理论思考是从他的两部专著开始的，到他的晚年——7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不断深化。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敏锐地指出以往的文艺学没有能够揭示出作家创作的本质，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作家创造了复调小说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而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又是源于民间狂欢化文化。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也指出以往的文艺学没能够猜透拉伯雷创作之谜，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出拉伯雷怪诞的现实主义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企图将拉伯雷创作置于官方文化的框架里。这两部专著的特色和贡献，就在于力图在民间文化的潮流中理解拉伯雷的创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时，巴赫金也通过对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和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发出对文艺学的不足的反思。 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的导言中，巴赫金指出民间的笑文化“始终没有成为稍许认真和深刻的文化史研究、民间创作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人们仅仅用与其格格不入的现代美学概念套用于它。[3] 在《拉伯雷与果戈理》(1940)一文中，巴赫金明确指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官方文化的框架内。其实，拉伯雷的作品只有放到民间文化的巨流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4] 在《〈拉伯雷>补充与修改〉(1944)一文中，巴赫金更是尖锐地批评“欧洲的文学理论(诗学)，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形成于文学样式和民族标准语逐渐稳定的时代；这时文学和语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震撼、危机、斗争和风暴——早已逝去，相关的回忆已经淡漠，一切都已得到解决，一切都已稳定下来，当然只是积淀在官方化了的文学和语言的上层”，而象希腊化、文艺复兴晚期这样一些时代的文艺生活却“没有能反映到文学理论中”。[5]在巴赫金看来，欧洲文学理论(诗学)的偏窄主要在于只反映社会稳定时期的官方化了文学现象，没有能反映社会变革和转折时期的渗透了民间文化的文学现象。 到了晚年，巴赫金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文艺学和文化史研究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带总结性的看法。1970年，他应《新世界》编辑部的邀请，对当代文艺学的现状和所面临的任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6]他首先肯定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有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有巨大的潜力。但又指出当代文艺学未能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主要是缺乏流派的斗争和大胆的开拓，“不敢大胆提出基本的问题，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开拓出新的领域或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他认为“文艺学实际上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文学又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因此文艺学的研究没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对文艺学的研究只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只有这样做才能加深对文学现象的理解，揭示出文学现象新东西。 巴赫金正是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观点出发，从文艺学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观点出发，强调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提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文学与文化关系问题上，在文艺学和文化史关系问题上，巴赫金提出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文学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在这一点上巴赫金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殊性，把文学同其余文化割裂开来；二是反对越过文化把文学与社会经济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在他看文化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文学的中介，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 第二、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仅文学与文化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各种文化领域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之间界限的划分在各个时代也各不相同。在巴赫金看来，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封闭的，而是对话的，开放的；各种文化的对话和交融正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他特别指出“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 第三、要“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来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在巴赫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潮流。在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过程时，不要只注意报刊的喧闹、文学流派表面的斗争，而要抓住对作家创作真正产生强大而深刻影响的文化潮流，其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进程的重大影响，如果不这样做，就“难于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文学就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委琐的而不是严肃的事情。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巴赫金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对文艺学与文化史关系的理解相当深刻，他倡导的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观，认为不仅要重视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且要重视文化作为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对文学的影响，其中特别要重视民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