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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份、知识结构差异与文学言说的异彩纷呈 任何文学言说都是创作主体既定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下的言说。不同的作家，因其知识构成及学术修养不同，必然导致其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评介，乃至个人的审美取向、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文学言说的内容、主题、话语方式及文体风格等方面的个性化特征，形成了主体知识与文学创作的相关。 (一)身份差异与言说内容之异 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在某种社会身份下的言说，对于汉代文学创作来说更是如此。汉代的许多作家都具有官场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官职身份的主体，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所思所想有异，因此，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题材的明显差异。 如皇帝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塔尖”的位置，拥有御宇天下的权力和责任，因此，皇帝的言说不仅“一言九鼎”，“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更重要的是，“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3](p.358)为了彰显天子言说的重要、独一无二，“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3](p.358)将制、诏等确定为天子的专用文体，通过它们发表安社稷、抚黎民的重大决定及规则。作为代天理民的天子，皇帝诏书的内容皆关系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等大事。典型如汉高祖的《罢兵赐复诏》《定口赋诏》，汉文帝的《除诽谤法诏》《日食诏》《遗诏》，汉景帝的《定孝文帝庙乐诏》、《击七国诏》，汉武帝的《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诏》《求贤诏》，汉宣帝的《减盐贾诏》《嫁娶不禁具酒食诏》，汉元帝的《免灾民租赋诏》《禁妨农诏》等等，无一不是关涉国家建设及百姓利益的大事，这种言说内容是由天子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所决定的。 与之相对，同样作为文学主体，但处于朝廷官职系统底层的侍郎，其文学言说的主要内容则与处于顶端的天子迥然有别。诸如武帝时期，长于文学创作的士子枚皋，曾“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4](pp.2366-2367)侍郎及天子文学侍从的身份使他“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但其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朔也。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4](pp.2366-2367)从班固此文可见，枚皋的写作题材，完全是“应命承制”。如果说天子巡狩、封禅泰山、堵塞决河，还与朝政有所关联的话，其他如游观、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等则完全是娱乐潜兴，这些作品与皇帝诏书所言相去甚远。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乃是言说主体的社会身份决定的。皇帝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的诏令言说必须关乎社稷民生大事，而枚皋作为言语侍从之臣，作为侍郎，他的文学言说必须以取悦天子为目标，因此，“其文骩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亵渎贵幸”[4](p.2366)。之所以如此，乃是其社会政治身份决定的。 再如，同样居于汉朝廷官职系统底层的史官，其言说内容也鲜明带有自身的身份特征。“史”的本义是记事之官，《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5](p.235)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春秋以降，史官设置及职责有所嬗变。汉代的史官显见于史书的有二：一是“太史令”，二是“兰台令史”。由于史官的职责涉及记载史事，编撰史书，因此，其中许多人积淀了自觉的身份意识和丰厚的史学素养，在“秉笔直书”、记录国家大事和帝王言行的同时，也创作出了流传千古的美文佳作，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身份和知识结构色彩，典型代表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概述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司马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这样的家世令司马迁感到自豪和荣耀，同时也为他日后的撰述打下了旁人无法企及的家学背景暨史学根基。 司马迁早年即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已学会篆字，能诵读用篆字书写的先秦古文。同时，他很重视实地考察。20岁时，漫游历史名城，访求轶闻遗说，又奉命出使西南巴、蜀、邛、笮等地，深入实地了解各地的历史掌故，收集到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除了耳濡目染之外，司马迁还受到良好的史官传统教育。这些史学素养为他日后的史书撰写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临终前对司马迁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p.3295) 司马谈的临终教诲，一方面要求儿子“续吾祖”“任太史”，承续史官世家的家族传统，以实际尽孝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司马迁以“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孔子为榜样，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撰写“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的历史，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遗嘱，司马谈将一个不容置疑和推卸的、承载着优秀史官传统和史官职责的重大使命交给了儿子。带着父亲的临终嘱托，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在完成“太初历”的议造后，即开始了《史记》的撰写。不幸的是，7年而遭“李陵之祸”，受“腐刑”。在巨大的人生打击面前，司马迁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述往事，思来者”[6](p.3300)，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撰写。全书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52万多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这部伟大的著述中，司马迁的史学知识和史学素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一方面体现在《史记》的记述承袭了中国优秀的史官文化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4](p.2735)司马迁此言充分表明自己的著述是建立在充分的史实和史料基础上的。《西京杂记》云：“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7](p.2719)《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郎传》载，王肃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8](p.418)这两则记载表明司马迁作《孝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虽有所避讳，但还是记述了景帝和武帝的过失。武帝不满，因此，销毁了两篇本纪，足见司马迁忠实于历史，真正做到了“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4](p.2738)。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以孔子修《春秋》为榜样，继承和发展了“《春秋》笔法”，在对历史事实的记录中，微婉精要地表达了自己的审美判断、态度及立场，将是非、顺逆、善恶、美丑等评价融入历史叙述中，形成了独特的“太史公书法”。《文献通考》引吕祖谦语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9](p.1621) 此外，《史记》一书的撰述宗旨、框架构思以及司马迁的阐释之语也充分展现了司马迁的身份意识及知识结构背景。对于《史记》一书的写作宗旨，司马迁一方面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修史是史官家族的传统，自己是在完成父亲的遗愿和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提出自己撰述的宗旨乃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p.2735)。显然，这一宗旨充分凸显了史官的职责。《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6](p.3299)为了不辱史官使命、“堕先人所言”，司马迁忍辱含诟创作了《史记》，这种独特的、“不朽”的言说是其史官身份决定的，正如汉武帝书写《求贤诏》、枚皋创作《皇太子生赋》一样，离开了特殊的职官身份及人生际遇，司马迁之《史记》亦或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