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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中，骆驼客是一个重要意象。对于它，我关注了30年。 我看过很多关于骆驼客的文字，发现大部分都属于“远观”的层次，很少有人能进入他们的灵魂，自然也难以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日常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我的《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努力走进骆驼客生活和灵魂的一部小说，里面充满了世人罕知的内容——关于骆驼、关于驼道，几乎是关于骆驼客的一切。 20年前，我采访了很多骆驼客，遗憾的是并没有跟他们上过驼道。时光若能倒流，我一定会跟着他们踏上那千里驼道。虽然路途艰辛，但若是有那段的生命体验，《野狐岭》定然会饱满十倍。 后来，骆驼客成为了遥远的过去，我能找到的大都垂垂老矣。凉州偏僻的乡下，蜷缩在大漠深处的村庄里，看不到多少绿气的荒漠上，在瘦骨嶙峋的骆驼群里，他们给我讲述那遥远的故事。于是，《野狐岭》的世界在我心中活了。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野狐岭》中描写的那次俄罗斯之行，可惜被正史遗漏了。那些西部的骆驼客驮了茶叶，前往苏联面见列宁。他们经过沙暴、见过沙匪，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他们的故事，比我的小说还要复杂。后来，他们完成了孙中山交给他们的任务，还跟列宁等苏联领导人照了相。大约20多年前，还有人见到过那张照片，可惜后来下落不明。 这一切，被保留在西部的民间志书中。《野狐岭》选取的只是其中一截。我没有让他们到达俄罗斯，因为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些人回顾那段历险时的感受和感悟。我想在《野狐岭》中写一种历史的追溯和反思。这成了《野狐岭》的一个重要缘起。 在此前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我定格了一种消失的存在，“在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在《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中，我想在定格历史的同时，写出一种超越。中国传统文化有入世文化如儒家，也有超越文化如老庄，二者相得益彰。超越文化是向往的文化，向往比现实世界更真、更善、更美，为社会带来形而上的精神价值。 这一次，我想用一种新的形式，将对现实的定格和对精神的求索融为一体，既能定格一段消失或即将消失的历史，又能用一种超越的精神眼光来观照现实，写出一群中国人的精神之旅，写他们的艰难求索，写他们的无私奉献，写他们面对自然灾难和人性灾难时的焦灼、面对欲望时的纠结，写他们精神向往之旅中的阵痛。于是，就有了《野狐岭》的复杂。书中有了无数种声音，每一种声音既是个体的声音，也是群体的声音。我希望《野狐岭》让人们遇到未知的自己。也正是这一点，让《野狐岭》有了一种超越的历史眼光。这种超越可以让我们在当下活出别种滋味。 当时光掠过当下成为过去时，最终都会走向记忆。我想，要是《野狐岭》中的骆驼客活过来，再进入野狐岭时，他们定然会智慧很多。因为他们最在乎的东西，其实是轻烟一般的记忆，而最终留存下来的，则是这些行为承载的精神。（雪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