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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论争双方的多数学者，在批判僵化、极端和教条主义的本质主义这一点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这本身说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合理内核已经深入人心，实际上已经悄然改变着学界习以为常的陈旧、僵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应小觑。 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影响也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一是反本质主义这一方中有的学者在某些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过了合理的“度”而走向极端，比如认为文学不存在单一、固定的本质而提出“本质悬置”乃至本质研究取消论；比如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造成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模糊和文学的越界、扩容等情况，从而主张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等。二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一方中，虽然那种典型、僵化、绝对的本质主义似乎并不多见，但是，有的学者对反本质主义观点加以全盘否定，指责其完全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根本看不到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东西，这显然也是片面的，而且很可能有重新退回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老路上去的危险。 由上分析可知，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反本质主义问题上对我们文艺理论的影响不仅仅是双重的，而且这双重影响是交织互动的，有时候既是积极的，又表现出某些消极性；有时候看似消极，却包含着某些积极因素。关键在于我国文艺理论界在接受西方文论思潮时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态度，即有批判地接受和有接受地批判两种思路、方式的交锋博弈，而在此过程中能够达于某种动态的平衡。这种情况可以从最近两年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延伸讨论得到证实。下面试举两个例子。 一是两位青年学者王伟和李自雄之间的争论。⑦细读几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两位的基本立场并无根本分歧，总体上都是持反本质主义思路和观点的，只是王伟更为激进一些。王伟批评李自雄反本质主义不够彻底。他提出反本质主义可作两种稍有差别的读解，即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认为它们都反对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本质，但两者“在此后有没有文学本质上出现了分歧：因为前者之中就包含了数量可观的一部分学者，他们反对一元本质，但主张应该有多元本质；而后者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他把李自雄归属于前者，指出，“前者在反对本质主义之旅中打起了退堂鼓，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显然，他自己属于“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后者。王伟认为后者主张“文学本质的建构性”，“将文学置于特定历史时空、特定关系结构中去理解与把握”，而不寻求“力图揭示出文学本质的宏大叙事”。他着重批评了李自雄关于“反本质主义能解构或已经解构的，是历史性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学本质；没有解构，也解构不了的是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的说法，认为这是承认了审美是文学“永恒的本质”。 不过，我们细读李自雄的文章，发现王伟对李文的理解有偏差。第一，李自雄认同王伟对两种构成结构的“反本质主义”的划分，但是指出自己“并不根本否定本质及其言说”，而王伟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更谈不上什么本质言说，即持一种“根本否定文学本质及其言说的‘反本质主义’”。这似乎没有歪曲王伟的意思。第二，李文同意王文反对对文学本质作出非历史的“一劳永逸”这种僵化的形而上的本质主义思维的理解，同意对文学的理解不能割裂历史，但同时指出，这却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质就不存在了，或是否定它的存在，而不用言说了”。也就是说，文学的本质问题还是可以，而且应该探讨、研究和言说的，只是不应当寻求文学单一(唯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可见，两人对反本质主义的理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其实，王文关于“一旦回到生生不息的历史语境之中，文学本质的建构性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的说法似乎表明他也不是完全否定对文学本质的研究和言说，前提是要遵循历史“建构性”的思路。第三，关于文学的审美本质问题，李文引用了赖大仁的如下观点来应对：“问题在于，事物的与时俱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度’的考量。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作为一个事物，是不是应当有一个最起码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某一事物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或基本不具有了这种质的规定性，那么还能不能继续叫作该事物就值得怀疑了。在过去千百年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文学的形态和概念怎么变，作为文学‘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和想象艺术的审美意义，而人们也正是以此来界定文学，并对文学作出解释的(赖大仁，“当前”43)。笔者赞同赖大仁的观点，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这里想补充一点，无论中外，“文学”这个词(概念)的现代意义都是19世纪以后才逐步建构、确立起来的。比如中国古代有诗、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等等文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步被以审美为共同特质的“文学”概念统摄为一个整体。这个概念用审美来概括中国两千多年的各体文学的共同本质是合适、有效的；同时，到了今天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虽然文学的具体形态、体裁有许多新变，但是，审美这个“质”的规定性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相对稳定和有效的。⑧从历史语境和建构论角度看，文学这一层面的本质应当是可以研究和言说的。这并不等于本质主义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两人对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但在文学本质能不能探讨和言说这一点上，王伟的彻底否定论恐怕有点过了“度”。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评价我们上文提及的体现了反本质主义自觉性、并有创新建构尝试的三本教材时，李自雄却持批评立场。他批评方克强把王一川《文学理论》的“感兴修辞学”归结为“本土主义”预设了某种排他性的本质主义思维；对陶东风的体现了“整合主义”思路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他更是认为只有解构而未能重新建构，只把问题敞开了而没有给出文学本质的一个最后结论，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还批评南帆《文艺理论(新本)》的“关系主义”思路是对福柯“权力话语的膜拜”，是“另外一种本质主义”。对此，王伟作了批评，肯定了这三本教材在突破反本质主义同时所作的创新建构的努力。笔者基本同意他的观点，而对李自雄批评三本教材仍然是本质主义的看法，则觉得有点偏激和片面。 由这两位青年学者的争论也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其中，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是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 再举一例。最近读到的龚举善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⑨一文，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学本质问题上论述得最为辩证、深刻、有说服力的一篇论文，它既反对了根深蒂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又坚持了文学本质的可言说性，并具体阐述了其有独创性的“多向生成论”，是对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争论的一个比较好的总结和综合。该文设问，“文学到底有无本质?或者说文学研究要不要对所谓文学本质进行必要的追问?”其答案十分明确：“文学并非没有本质，而是没有固定一成不变的普适性本质”。这就肯定了文学本质问题探讨的合理性、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言说性。同时，该文分别讨论了制约文学本质的三大动因(要素)，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性规训，文化地理的非对称性限定，文学阐释的主体性认同，并逐一作了多方面、多向度的动态阐述，指出这些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非某一要素单向发力所能奏效，因而，所谓文学本质必定是由诸多主客观因素多向度动态式综合生成的价值指认，它的综合生成是后发式多源化流动性的，由此得出“文学本质多向生成”的结论，有力地否定了文学本质一元化认定的本质主义思维。这应当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积极影响的综合和消极影响的扬弃。当然，这篇文章并没有终结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但是，它的“多向生成”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