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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与消极影响的交织互动：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讨论为例 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总体上说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⑤笔者这里想着重指出，这双重影响进入中国并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特点是：由于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的态度，始终处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博弈中，所以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不是可以分开或并列的，而是交织互动、不可分割的。这在它对人们惯常思维方式的冲击和改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拟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讨论为例，来说明双重影响交织互动的特点。 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后现代主义文论发生的最直接影响之一，当数历时多年的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讨论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正由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进入“在国内文论界激起了强烈震荡，最终引发了迁延至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这场学术论争构成了新世纪文艺理论界一个重要事件，它“已经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问题域或话语场。随着讨论范围的逐步拓展和逐步整合，所涵盖问题的一一呈现和深化，实际上已经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的一些问题丛，极大地带动了学界同行们的话语热情，以致参与者甚众，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党圣元26)。虽然这场讨论的高潮已过，但是至今仍在继续。 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争论，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所崇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反对认为事物、文本具有单一、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以寻求这唯一本质为目的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和方法从90年代起已经通过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和渠道渗透和影响到文艺理论界，在中国语境中既遭遇到某些抵制或批判，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接受或认同。在199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大量涌入，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在笔者看来，所谓本质主义，应该主要指那种认为一切事物、现象都具有单一、绝对、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学术研究以寻求对象这唯一本质为根本目的的思维方式。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在文艺理论界，本质主义长期以来成为多数学者(笔者本人亦不例外)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突出标志表现是，认为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而反本质主义则质疑文学是否存在单一、固定的普遍本质，主张将本质问题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进而质疑文学本质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力地冲击和撼动了我们许多学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主义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使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合理方面为我们所吸收和运用；另一方面，在部分学者中，这种冲击和影响又有过“度”和走向极端之嫌。前者是积极方面，后者是消极方面。不过，这两种影响的发生实际上是相互交织、很难加以区分的，有时候体现在某个或某些学者身上，有时候则渗透在某个或某些理论问题上，很难一概而论。 据笔者观察，在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积极影响，首先体现在一批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者较早接受其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用来反思和批评中国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紧密结合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批评那种认为文艺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全力寻求文学单一、不变的本质的理论思路，而致力于倡导文学的建构主义思考方式。这种反思和批评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击，学界长期形成的习惯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很难突破的。 其次，被批评或受到冲击的一方在捍卫研究文学本质的合法性的同时，事实上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吸收了反本质主义的若干合理观点，比如有的学者有条件地肯定反对“独断论本质主义”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部分肯定将文学本质问题探讨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观点；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系统本质”观，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流动的，必须破除和摈弃对本质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理解”(陆贵山6)，这种“流动本质”观与反本质主义观点已经相当接近。 再次，部分学者没有停留于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全方位批判，而是自觉地尝试超越本质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取得了可喜的实绩，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世纪以来南帆主编的《文艺理论(新本)》、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三本文艺学教材(也是著作)。方克强在多篇文章⑥中论述了这三本教材的成就，指出它们“都对当下后现代语境的挑战作出了回应，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切割”，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着既反本质主义又着眼于系统性文艺学的建构工作。它们否定“本质”的客观性、永恒性和唯一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将“本质主义”非本质化和非唯一化。不过，它们打破本质主义、重新建构文学理论的策略各有不同：南帆采取了与本质主义相区隔的关系主义编写思路；陶东风则以“历史化与地方化”作为文艺学知识的重建思路；王一川的理论建构路向为“本土主义”。这三种教材虽然还是探索性的，还不够成熟，但确定无疑的是，它们都在反对绝对的本质主义、又尝试重构新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对此，方克强总结道：“告别本质主义之后的当下中国，单数的、大写的本质主义‘理论’失去光环后，出现了众多的、小写的反本质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方克强这一概括非常客观、精当，笔者完全赞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