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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如此，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批判性接受的辩证态度和基本态势并没有变化，和1990年代基本一致。新世纪初，王岳川总结、反思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走过的接受历程，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现代性的激进批判和否定，在1990年代开始切入中国学术界，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捕捉并引入中国的文化争论之中，这一思潮似乎天生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缘分，很多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同样，后现代主义思潮自身的极端性、异质性和中国文化定位的复杂性使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分别持极其不统一的价值态度，其中既有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推行者，更有尖锐批判和反对者，也有温和的客观研究者。总体看，前期研究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占据了中国学界的主导地位，而当时代步入世纪之交后，置身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人们便开始对后现代主义持更全面的、具体分析的态度(王岳川，“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反思”5-8)。笔者认为，这一反思是符合事实的。 中国文论界前辈童庆炳认为，包括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其中的精华加以批判性的吸收，这是对人类文明果实的‘共享’，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把西方文论视为异端全面摒弃，和奉为圭臬几乎全面接受，这都不是可取的态度。毫无疑问，西方文论为我们打开了新天地、新视角，给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对我们开拓新的文艺学领域，建立新的文艺学体系大有帮助”(143)。这是非常辩证的态度。有的学者则更多地直接肯定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作用，认为积极借鉴后现代的文艺学，有利于改变我们僵化的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式(陈太胜)。也有学者侧重从学理上深入考察了后现代主义中重要形态——德里达解构理论与中国文学的不洽适性，主张“我国文艺学界应对将德里达的概念和理论直接用于文学批评的做法进行检讨”(徐亮66)。这两种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从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实际出发，严格按学理脉络来探讨对后现代主义如何接受的态度则不谋而合，都颇具说服力。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论界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性，认为从来没有一种主义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充满理论的悖论与张力，也没有一种主义有如此复杂的争论与接受心态，西方语境中的不同意见赋予了后现代主义新的、解构的、开放的特色，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接受从解构到建设，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心态逐渐平和、眼光逐渐宽广，“可以作为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典型案例加以研究”(董学文 宫铭 146)。中国的理论界对于这一理论最初颇为恐慌，接受过程中则一直交织着真伪之辨，也面临着激烈的反对意见，其本身也随着时代在改变。随着理论阐释的推进，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心态的变更，即一方面趋于开放与理性，另一方面也开始踏踏实实地建设中国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笔者认为，这个带有总结性的回顾，是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 综上所述，近二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影响，就是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博弈中发生、发展的，在总体上是健康的。少数学者在回顾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时批评国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哄而上、盲目崇拜、生搬硬套、全盘接受的态度，导致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西化”和失语。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中国文艺理论界在借鉴、接受外来理论思潮时的识别力、思考力和消化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