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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中发生发展 上面五个阶段的简要回顾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帆风顺、一路向上的。事实恰恰相反，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其整个过程是充满曲折和矛盾的，有时候是相当隐秘的。首先，这种影响体现为一种历时的渐进的过程，在新时期以来、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的不同时期(阶段)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影响程度愈益加大、影响层次更加深化。其次，这种影响的发生受到中国语境的本土化筛选和过滤，体现为一是其侧重点经常变化、转移；二是有时候在西方是历时的学说、理论，到了中国就被共时化了；三是这种本土化过程始终与有意无意的误读、变异和曲解相伴随。再次，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本身不是高度统一的“铁板一块”，它包含着许多不同学派、学说和思想，有的在基本观点上相左甚至对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破坏性、解构性的和建设性、建构性的两种看似相反、实则互补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倾向：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旨在消解一切“二元对立”，充满着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的解构与批判精神，它强调颠覆和摧毁，反对理性，反对中心，反对终极和绝对，主张无规则和无模式；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则突出表现为某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特性，它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力图建构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种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语境中同时发生着影响，不过有时这种影响大一些，有时那种影响大一些；有的影响比较直接、明显，有的影响相对间接、隐蔽。以上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被接受和发生影响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决不能简单化或绝对化地对待之。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学界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一涌入中国就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欢迎和大肆追捧，如一马平川、长驱直入，中国文艺理论界则不但毫无防御，反而热衷于对之全方位地接受、鼓吹和仿效。从这种估计出发，后现代主义文论甚至被有的论者看成当代中国文论全盘西化的典型表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下面，笔者将用大量材料证明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之进入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文论产生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的过程，乃是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和博弈中发生、发展的。 19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闭关锁国已久的中国在文化上才刚刚开始受到现代主义文论和艺术思潮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等的影响，并尝试应用于文艺创作实践，马上又发现在西方已经发展了二十来年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也开始悄然进入中国。对于后者，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当时还是相当陌生的，可以说基本不了解。那个时期对后现代主义文论主要还是以零星译介、初步评述为主，并没有出现许多后来者所描绘的那样“一蜂窝而上”的过热现象，也没有发现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挪、盲目接受的情况，而是一开始就带有某种警惕性，在冷静、谨慎观察的基础上，有所鉴别、有所区分，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一二而已。仅以当时在中国讲学中最早较为系统介绍、论述后现代主义文论并在学界产生最大影响的美国学者詹姆逊来说，他那篇《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的中译文在《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发表时同步刊出的“译者按”，就在给予此文部分肯定的同时，不无谨慎地指出：“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只看到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詹姆逊133)，便是明证。 进入19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或平行或交织地同时在中国传播。不过，相比较而言，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势头有所减弱，而后现代主义文论则全面登陆与铺开，如本文前面所描述的第三、第四时期的状况：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接受热情日益高涨，传播的范围逐步扩大，译介的对象也大幅增加，对一批世界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理论家的著述，几乎做到了“一网打尽”；同时学界也呈现出研究论著密集、话题热点众多、争鸣意见分歧、参与面广泛等一系列重要特征。但是，即使这一时期，同样没有出现那种盲目崇洋、不分良莠、生搬硬套、全盘接受的现象。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同时遭遇积极引进和警惕抵制两种不同的声音。当时译介、研究、应用后现代主义文论者人数众多，也确实有一些人带有盲目性或者略知皮毛就迫不及待地竭力鼓吹，给人一种虚假的“后学热”感。然而，平心静气而论，这种情况并不占主流。真正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一批很有学术胸怀、气度和宽阔眼光、视野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当时走红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态度是非常理性、冷静和辨证的。我们拟以几位当时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传播、研究者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王岳川是1990年代初最为活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引介者和研究者之一。④他最早从理论上概括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它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它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它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了精神荒漠和不确定性的平面；反中心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整体性的思维向度.以及重过程轻目的、重活动本身而轻构架体系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王岳川这些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理论概括，后来被文艺学美学界广泛接受，产生了重要反响。他一开始就自觉地以清醒、反思的态度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他说：“我们应清醒地面对这一潮流，反思它的得与失，而不是盲目加入这一潮流中，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任何对后现代主义不加分析地赞同或否定，任何东施效颦般地照搬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都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应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焦点上，紧紧抓住后现代的两难处境这一关键，去真切透视其根本境况”(“后现代主义文化”48)。90年代中期，王岳川进一步从思维论、价值论与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三方面，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在思维取向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肯定其促进中国文论、文化的当代转型等积极意义的同时，又强调对其在价值论层面上的虚无主义观念和“零度”艺术观，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175-85)。可以说，在此王岳川一人充当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播者和批判者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角色，而且都非常成功，说明他超越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达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