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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文学兼文本性的提出植根于当下的后现代社会状况，目的是通过文学性研究这个枢纽把文学活动还原为“文学文化”视野下重建人之协同性存在的方式，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审美生活”。 在我们看来，后现代既不是文学的统治时代，也不是文学的终结时代，而应该是文学适其所在、是其所是的时代。自利奥塔把“后现代”宣布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并追问“当元叙事已经成为历史，合法性何处安身”(35)以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后现代社会在撕裂“元话语”——“一种用自己的地位来证明自己合法的话语”(利奥塔语)——的同时，也正在撕裂人的整体性存在。而在意义世界中，也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后现代既是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盘散沙”的时代。文字与图像之间剑拔弩张，哲学、宗教、历史等学科之间充斥着相互攻击，遍地都是激烈战斗之后的意义“碎片”。如何挽救这种后现代人的“碎片化”存在？ 罗蒂认为，该是重建“协同性”(solidarity)的时候了。罗蒂把善于思索的人类在意义建构上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描述他们对某一社会做出贡献的历史的方式，这是寻求协同性的方式；另一种是在他们与非人的直接现实关系中描绘自己的存在的方式，这是寻求客观性(objectivity)的方式。寻求协同性，会导致对可能性、差异性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默契的一致性，而寻求客观性则会导致非此即彼的客观实在论和理性中心论。他认为，从柏拉图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以追求真理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是企图由协同性转向客观性以使人类生存具有意义的最明显的例证，因而对协同性的重建不能再依靠无法剔除客观性的宗教与哲学。(36) 在罗蒂看来，重建后现代人的协同性存在，既要自由又要避免碎片，只能借助“文学文化”，即“用文学替代宗教和哲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不是在与非人类的位格的非认知的关系中，也不是在与命题的认知关系中找到救赎，而是在与其他人的非认知关系中，藉由人类作品诸如书籍、建筑、绘画和歌曲等建立的关系中找到。这些作品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37)。“文学文化”不单指文学本身，还包括电影、电视、音乐会、书画展等等大众文化形式在内，它们都属于想象力文化而非理性中心的文化；显然，这种“想象力文化”是由各种文本审美化合而成的关系性文本。 罗蒂指出，理性主义中心的宗教与哲学，虽然被长久地置于人类文化的“中心”，但它们寻求客观性的方式并没有为人类的自我“救赎”提供出真正合理的方式，因而后现代应该把它们驱除出人类文化的“中心”。不过，理查德·罗蒂没有要后现代忘掉宗教和哲学的意图，而是要求人们忘掉宗教和哲学的理性中心方式。罗蒂说得好：“我们将某些人称作‘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有使他们的自身形象保持灵活的那种想法和胆量。这并不很容易做到，而且很少有人能做到。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区别，就是那些同时记得使用不同的词汇的人和那些只记得一种[词汇]的人的区别。”(38)高明的作家和读者都是“同时记得使用不同的词汇的人”，无论是文学的创作、阅读还是研究，都不会将非文学的东西拒斥在外，而是将文学的内部世界(语言、形式、结构等)与外部世界(哲学、宗教、科学、历史等)贯通起来，建构一种伦理的审美生活在完成自我创造的同时取得最大程度的人类协同性。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说得好：“如果有整体——就是说，有人类经验的统一性，那只能通过诗去接近。相反，如果没有整体，我们必须再次通过诗发明它。”(39) 总之，以兼文本性为基点的文学性研究，不仅确立了这么一种意识——文学既不是中心，也不会是边缘，它只是存在于同诸多非文学文本的关系之中——而且，这一研究打破了学科藩篱，整合了各种文化形式，有益于罗蒂所谓“文学文化”的创造，有益于一个宽松的、包容性的精神空间的建构，帮助人们以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思考这个世界，即“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徐复观先生当年的肺腑之言：“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我再进一步说一句吧！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中某一门学问的研究工作。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40)值得欣慰的是，徐复观先生当年的远景已成为眼下的通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