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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许君远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中国新闻出版报 易水寒 参加讨论


    

 

    

    学界的“打捞研究”虽不是什么新方式了,但常常会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些历史人物,从面目模糊到逐渐清晰,就是得力于学者们不懈的挖掘和争论。最近出版的《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借以打捞的许君远,能否成为这样的人呢?

    该书如此介绍许君远:原名许汝骥(1902年~1962年),笔名西夷等,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曾在《晨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担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等担任讲师、教授。1949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室副主任等职。1957年,与徐铸成、陆诒被划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老古玩店》等。

    顾名思义,本书收入的,多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和怀人随笔,还有一些零星的游记、谈艺散文等。许君远三字虽逐渐被历史淹没,但看其人生历程,在当时文坛上也是活跃人士,其文笔自不在话下。粗略翻翻,或恬淡、或厚重、或正襟危坐论道,或一盏孤灯下谈天,篇篇耐读,却也卑之无甚高论。像《怀志摩先生》、《谈梁玉春》、《悼胡汉民》、《忆蔡孑民先生》、《敬悼政之先生》……记述的都是一代名人,并无新鲜事迹,只是一些边角余料的小事儿。自然,边角余料的小事儿也不无意义。如在《忆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写道,一帮学生包围了讲义课主任,连声喊打,突然从远处跑来一人,他一面跑一面指手画脚地嚷:“不要打,不要打,要打打我蔡元培!”一个生动的细节,使蔡元培的形象更丰满了。

    许君远没有像陈独秀、傅斯年、郭沫若那样站立在大潮最前头,他在自己的时代或是普罗大众艳羡的对象,但终究还是上述人等的边角余料。目光所及,生活所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国的历史选择很残酷,不仅万千百姓水过无痕,就连有幸上船但站在船舷的人也没什么能见度。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提到一句:“……先是太平天国暴乱的恐怖侵扰,接下来是破坏性稍弱的回部叛乱,然后是1877年~1878年那场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这场饥荒迫击5省,使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数百万”,我问了一下周围几个研究历史的朋友,关于“那场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莫名其详。恰如某位伟人所批评的,我们的历史,真的几乎只剩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具体到文人,若想留下痕迹,起码要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个:超强的文本,像苏轼、杜甫;极具传奇色彩和表演性的人生经历,像徐志摩、胡适。若二者兼有则更好,像李白。这些人不一定在该凸显的时候就凸显出来,很多时候要靠人打捞,奔走呼号。设想一下,没有陈子善等人下的苦功,张爱玲能有今天的声名吗?没有西川的极力鼓吹,海子能成为今天诗歌界的标高吗?或曰,真金不怕火炼,早晚有一天出头。其实不然。地下一定埋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金子,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打捞他们。

    今天,很多学者在打捞那些边角余料。他们不遗余力,暗地期待被打捞者后来居上,跃上船头,以便借力打力成就自己,结果获得双赢的并不多。前些年,张竞生、胡兰成、章克标都被人力挺过,无限拔高过,可并没形成气候,很快销声匿迹了。这似乎可以说明,打捞他们的学者,忽视了其中的必然规律。

    《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的编选者之一眉睫在给我的短信中,把许君远称为“大时代的小人物”,我很赞同这种清醒、理性。一个研究者,当然希望自己打捞的人能够“立住”。他越高大,研究者水涨船高,自然也越高大,研究者却明知是“小人物”仍愿意认真打捞,这无疑是想对历史负责,对当事人负责了。镜头迫近具体的人,以许君远为例,他的人生也是惨痛的,大风大浪的,浸泡着一个人的血泪。许君远能不能“火”并不重要,眉睫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角度,一个参照,让历史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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