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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文化：文学性研究的意义 乔纳森·卡勒曾说：“任何把文学作品限制为某种单一品位或单一视野的做法，都建立在一再简化的基础上。”(31)我们提出对文学的兼文本性加以研究，目的是把以往西方文学性研究中“一再简化”的范式反转过来，借此来破解文学性研究所陷入的迷局与危机。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文学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32)。文学既然是生成的、多变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那么用“一再简化”的方式来探究文学性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仔细考察了“想象性”、“语言性”、“虚构性”和“创造性”这些文学本质论后，韦勒克发出这样的慨叹：“每一术语都只能描述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上的一个特征；没有单独一个术语本身就能令人满意。”(33)当然，从文学的兼文本性来重新研究文学性，也并不是说以往西方文学性研究的各种成果都已经“失效”，相反，这些成果是我们重新探究文学性问题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文学的兼文本性是文学性研究的重要基点，特别是在后现代这个图像与文字、想象与实证等缠斗不休的时代，深入探讨文学的兼文本性，完全可以为文学性研究打开一种新的局面，有可能带来文学性认识上的重要突破。 首先，文学的兼文本性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关系来重新认识文学性，能够纠正以往文学性研究中的绝对论与相对论，突破文学性问题研究的瓶颈。西方文学性研究中，先后出现过两种极端的模式，即绝对论和相对论。绝对论是把文学与非文学视为彼此不容的对立物，相信两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然后从某一类文学作品中寻找出一种特性，用实证的方法再把这种特性普遍化为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根本属性。俄国的形式主义，主要是从现代诗歌中发现了诗歌语言形式的“陌生化”现象，然后把它精心提炼为普遍的文学性。今天来看“陌生化”理论，且不说它无法在散文、小说以及报告文学中得到自圆其说的印证，即使是诗歌，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也是无法解释的。相对论是要消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差异，但其研究的逻辑还是绝对论的。他们在哲学、历史以及现代图像艺术中发现了叙事、虚构、想象、隐喻等，然后就断定文学即将终结，非文学艺术将大行其道，认为后现代乃是文学性蔓延的时代。这种把文学踩在脚下却对文学性顶礼膜拜的研究，看起来是在消解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异，其实还是在把差异绝对化，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把隐喻、虚构等看成为文学的专有属性。与绝对论和相对论不同，文学的兼文本性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关系来认识文学性，而所谓的存在关系，就是指文学与非文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书写，但历史却又赋予它们之间以差异为基础的竞争与支持相并置的关系，没有非文学就没有文学，没有文学也就没有非文学。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兼文本性在理解文学性时既把文学与非文学处理为相对的差异，也不会滑向西方后现代的相对论，文学依然会被承认它的自我身份和基本属性。 其次，文学的兼文本性是属于生成论的文学性研究，重视从文学实践来认识文学性，反对以往文学性研究中的现成论与不可知论。现成论往往是以文学内部研究的方法，把文学性理解为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的某种现成的品性，如语言、形式、结构、叙事、虚构、想象等，而不可知论主要是运用文学外部研究的方法，在发现制度、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等对文学及其观念施以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往往把文学性的理解推向绝对的历史化和社会化，甚至否定有客观的或稳定的文学性存在。文学的兼文本性总体上认为文学性是生成的，贯穿于文学对各种非文学文本进行整体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这种过程主要依赖于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具体的文学实践，因而从兼文本性来重新认识文学性，文学性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既是文学内部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学外部关系的“反射”。当然，这种生成的历史过程还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尤其要着力研究各种非文学文本被整体化为文学作品的内在学理和历史动因，要通过兼文本性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来真正揭示出人们从政治、伦理、社会等诸元素对文学作品加以理解与批评的合法性。 再次，文学的兼文本性是贴近常识的文学性研究，强调文学性研究必须能够解释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的焦虑。文学理论脱离常识，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脱离文学实践。西方文学性研究有点类似于它们的经济，在突飞猛进一个时期以后陷入了危机，这就是脱离文学常识脱离文学公众的结果。“公众期待文学专业人士告诉他们哪些是好作品，哪些是坏的作品：他们期待专业人士对作品进行识别，区分良莠、真伪，进而确定经典作品。”(34)对于大多数的作家与读者来说，最让他们关注的可能是文学作品的优与劣的问题，而不是文学与非文学的问题。尽管回答优与劣的问题免不了要涉及到文学与非文学的问题，但西方文学性研究中直接以“什么是文学”来取代“什么是好文学”的做法，显然是不能令文学公众满意的。文学的兼文本性，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有指涉世界的功能，也有不同的指涉世界的方式，既然文学作品是作家对各种非文学文本加以整体化后的新的关系性作品，那么，作家的创造性既表现在对各种非文学文本的选择，也同时体现在对这些文本的个人化的兼并与组合。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公认的优秀作品，虽然不能排除来自于非文学力量的干扰，但其自身的兼文本性还是最重要的基础。好的作品，既取决于它对非文学文本的纳入，也同时取决于它对这些文本的重组能力即是否呈现出新的关系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