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在重新梳理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理论自我演绎的印迹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理论对常识发动攻势反而自受其害：面对常识这条不死的九头蛇，理论越是繁衍枝蔓，越是内斗不止，便越有可能忘记文学本身，结果在从批评走向科学的过程中，在实证概念取代常识的过程中一败涂地”(12)。如果说西方的文学性研究“一败涂地”，那是违反常识的结论，因为文学性的学术争论，从形式结构到历史语境，从审美自律到意识形态，从文学到非文学，从语言到话语，从文本到关系，从建构到解构，每一种的反转都让我们更加看清了文学性问题的复杂性。不过，这种旨在取代文学常识的西方文学性研究的确陷入危机了，即使人类的文学活动只剩下孤零零的文学研究这一部分，在文学性争论步入“蔓延”与“扩张”之后，理论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反的新可能，更何况当今依然如我们所见，诗人、作家和普通读者，还在承担着文学的职责，推动着文学继续向前。“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13)卡尔·波普的话是对的：西方文学性争论所关注的问题，不可能在文学理论的内部得到真正解决，但文学却还在常识的基础上继续生长。 二兼文本性：文学性研究的新基点 西方文学性研究已经陷入危机，文学性诚如西方文学性争论所揭示的那样，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不可能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对文学性作新的探究。从逻辑上讲，重新探究文学性应该遵守如下两个原则：其一，要把文学性这个概念还原到最初的雅各布逊对它的定义，不能把文学性和“什么是文学”视为同一个问题，虽然两者都是对文学本质的探究，都要涉及非文学这个参照对象，但还是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文学性主要是研究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而“什么是文学”研究的就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了，它要从比作品更为广阔的文学系统的考察中才能得到一定的答案，而西方文学性研究之所以出现针锋相对的争论，也与后来乔纳森·卡勒等人在文学性研究中不加辨识地直接引入“什么是文学”，并把两者混淆为同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其二，导致西方文学性研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文学性研究在争论中脱离了文学常识，那么，要想成功化解这场危机，我们对文学性的重新探究就要尽量贴近文学常识，依据文学常识。 如何才能贴近、依据文学常识呢？这里，首先遇到文学活动中常见的“错位”现象：就一部作品何以成为文学作品而言，对于专门的文学研究来说，它是需要借助严密的理性思辨并运用规范的学术方法把它描述清楚的基础问题，但对于一般创作与普通阅读来说，它又不是文学活动的主要问题。专门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只要我们承认它是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那它就免不了要带上具有排他性的科学活动“基因”，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之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14)。所有专门的文学研究者都要根据自己所筹划的“特定的探究领域”而展开各取所需的研究，并充分运用章学诚所概括的基本学术方法：“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15)。因此，专门的文学研究必须要搞清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辨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明确界限，否则它就无法筹划出真正的研究对象，由此而产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非此即彼的意识。不过，这个问题到了一般创作和普通阅读那里，就不再是所谓的“问题”了：这并不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压根不关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是他们对于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作品的问题，往往是从常识层面很容易地作出合乎“标准”的裁决。而支持他们轻易作出裁决的常识，就是来自于他们在真实的文学活动中而习得的全面的文学经验和完整的文学能力。因而，对于大多数作家和普通读者来讲，鲜活的文学实践导致他们把文学与非文学处理为常识化的存在关系，他们直接与文学打交道，但一刻也离不开非文学的滋养，在他们的观念中很难产生出非此即彼的文学与非文学对立。相反，许多作家的焦虑倒是集中于如何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在有限的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极其丰富的指涉性。刘勰曾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16)《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接受活动，既有文学的性质也含有非文学的因素。 承认上述的“错位”现象，要求我们对文学性的叩问就不能囿于专门文学研究的视域，而要兼顾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因为他们才是文学常识真正的缔造者与运用者。作家阿成曾说：“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是无意全面指导小说家创作的。决定小说家创作的，是小说家的宿命、个人癖好、才能、境界和复杂多舛的生活经历等方面所决定的。”他还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普通读者的阅读是无需格外的指导与训练的，面对杰出的、或者优秀的小说更是如此。”(17)如果阿成所说的是文学常识，那说明我们放弃凌驾于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的立场，放弃改造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的目的，是我们确保对文学性的叩问贴近文学常识的最好方法。在名副其实的文学实践中，什么问题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最为关注的？什么问题又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最为焦虑的？我们的文学性提问应该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解释或解决这些重要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了解释或解决专门文学研究的问题。 如果按照雅各布逊的理解，把文学性视为“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即文学性是指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那么，西方文学性争论中常见的两种对立研究模式是我们重新探究时必须要避免的：一种是预设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存在绝对差异这个前提，于文学作品的内部寻找某一类型性特点，把它实证为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基本属性。这种模式，不管理论家们找出的是静态的语言修辞、形式结构还是动态的话语、虚构、想象等，不管他们的理论建构多么严谨，其结论都是违背文学常识的。没有任何一位作家与读者，会承认文学是孤零零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作家会承认其创作从来都没有受到非文学作品的影响，文学和非文学之间从前世到今生都维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另一种模式是把文学性含义由文学作品指向挪移为文学活动的指向，依据“文学”这个概念的滑动性以及文学与其他非审美因素的联系，从不同的焦点去否定有客观存在的或一成不变的文学性，出于消解文学与非文学差异的目的，而认为“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18)。这种相对主义的研究也是违背文学常识的，对于一般作家和普通读者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不会因为与非文学存在互动，与非审美因素存在联系，而就把自己彻底放逐为与非文学与非审美沆瀣一气的成员，文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今，就是它有以不变而应万变的能力。“文学”这个现代意义的概念，是斯达尔夫人所发明，是不是就意味着1800年前的文学与此后的文学就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呢？没有一位当代诗人会承认自己与传统的吟咏诗人有天壤之别，相反，现今的诗人，只要他在为一款产品设计广告语，或为一款游戏设计人物对白，他就知晓自己所从事的不是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