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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席勒无疑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 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 , 席勒是否直接受到过莱布尼茨的影响 , 我们没有进行过认真考究 , 因此不敢妄下结论。但不管如何 , 席勒是继承了莱布尼茨的“神正论”传统 , 反对神圣和拥抱世俗的 ———作为康德哲学的传人 , 席勒不可能不在康德那里受到过莱布尼茨的间接熏陶。 传统观点认为 , 启蒙时代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对宗教的怀疑和批判。这种看法后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质疑 , 但并没有被彻底推翻。因为 , 宗教怀疑和宗教批判即便不是启蒙运动的一般特征 , 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特征。否则 , 也就不会有历史上宗教改革运动的如火如荼。 按照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的说法 ,德国启蒙运动对待宗教的态度比英国和法国要复杂的多。因为相当一批德国思想家在怀疑和批判宗教的同时 , 又都留有一定的余地[4]。不过 , 反过来 ,留有余地 , 并不意味着在怀疑和批判宗教方面会逊色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讲 , 德国思想家对宗教的怀疑和批判也有非常激进的一面 , 具体表现在对神圣话语的反思和批判立场上。当然 德国的启蒙主义者在反对神圣时所针对的对象是大有差别的。有些思想家只反对超验之神 丝毫也不去冒犯世俗之神 , 席勒的精神导师康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 他把宗教限定在理性范围内 , 也就为神的世俗活动留下了余地; 此外 , 康德与普鲁士统治者之间的交情 ,也说明了康德对待神圣的微妙立场。有些思想家则是只反对世俗之神 , 却对超验之神手下留情 , 康德的诤友哈曼 (Johann Georg Hamann) 和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Herder) 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一边在为启蒙理性摇旗呐喊 , 一边又悄悄地到中世纪那里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5]。 而席勒就不然了 , 他与其说是综合了 , 不如说是超越了康德、哈曼和赫尔德等人 , 因为他既反对超验之神 (上帝) , 也憎恶世俗之神 (绝对君主) 。关于宗教信仰问题 , 席勒曾有过这样的一段直白: 我信什么教 ? 你举出的宗教 , 我一概不信。———为什么全不信 ? ———因为我有信仰。[6] 一切宗教 , 席勒均表示拒绝; 一切信仰 , 在席勒那里都如同粪土。这当中自然也包括准宗教化的世俗崇拜 , 比如 , 对于封建权贵的臣服等。因为 ,席勒从世俗崇拜身上看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子 , 或者说 , 席勒认为 , 宗教信仰和世俗崇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我们先来看看席勒是如何反对超验之神的。席勒似乎是继承了德国宗教改革者的立场 , 他没有把宗教理论或信仰体系当作首要之敌 , 而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宗教的制度化 , 也就是教会 , 特别是宗教裁判所: 卢梭 (1781) 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的墓碑 , 墓铭使你的祖国永远羞愧 , 卢梭之墓 , 我对你表示敬意 ! 和平与安息 , 愿你在身后享受 ! 和平与安息 , 你曾白白地寻求 , 何时才能治愈古老的创伤 ? 和平与安息 , 却在此地 ! 过去黑暗 , 所以哲人们死亡 ! 如今文明了 , 哲人依旧丧生。 苏格拉底死在诡辩家手里 , 卢梭受尽基督徒折磨而死 , 卢梭 ———他要把基督徒改化成人。[7] 这首短诗当中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重视 , 而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 , 就是卢梭这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如何理解和定位卢梭 , 到目前为止还是西方学术界的一大尴尬。最新研究表明 , 倾向于把卢梭看作保守主义者的呼声越来越高[8]。但把卢梭看作保守主义者 , 并不意味着要推翻传统意义上的作为现代性的捍卫者的卢梭形象 , 只不过是想强调卢梭对于现代性的另类理解。即便把卢梭看作是保守主义者 , 我们也不能否认 , 卢梭所提出的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紧张 , 针对的是现代与古希腊 (文明与自然/高贵与野蛮) , 而不是现代与中世纪 , 也就是说 , 卢梭在神圣与世俗之间 , 显然是选择后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 卢梭是个现代主义者; 同样 ,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卢梭才被启蒙运动接纳为精神先驱和思想领袖。席勒显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卢梭的。他从卢梭身上看到的是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席勒看来 , 卢梭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英雄 , 卢梭的一生 , 就是与基督教战斗的一生 , 而战斗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基督教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 (“把基督徒改化成人”) , 使人从中世纪的自我认同 (基督徒) 中解放出来 , 完成人作为人的现代认同的建构。 席勒对宗教制度化的反抗 , 实际上所着眼的还不是彻底打破上帝的垄断地位 , 而是要提升人的地位 , 使人和上帝处于平等的对话状态。因此 , 席勒对超验之神的反抗多少还有些抽象而含蓄。但是 ,席勒对世俗之神的批判 , 就可以用毫不留情和不屈不挠来形容了。因为 , 在席勒的理解当中 , 当时统治德国的这些绝对君主们都是在借上帝之名 , 行压迫人之实。教会是宗教的一种制度形式 , 而绝对主义制度同样也是宗教的一种制度形式。可以说 , 席勒终其一生 , 都在与德国的世俗之神作斗争。这固然和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一定的关系 , 但更主要的还是由席勒的现代性理解所决定的。早在青年时代 , 席勒在《坏君主》一诗中指出 , 绝对君主如同上帝的“木偶”, 甚至“影子”, 恣意妄为。作为世俗之神的绝对君主要说有罪 , 罪就罪在打着上帝的幌子 , 掩盖甚至践踏人性 (“以罪行掩盖着人性/使人终生不得说话”) 。不过 , 需要指出的是 , 席勒在反抗神圣的时候 , 经常是没有超验和世俗之分的。因为在席勒看来 , 超验之神及其制度化与世俗之神及其制度化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钩连关系 ,或者说 , 存在着一体化的关系。 比如 , 《唐·卡洛斯》是席勒的一部著名诗剧 ,写于1783年。在《唐·卡洛斯》中 , 席勒的本意是要深刻揭露宗教裁判所的丑恶行经 , 为那些饱受其侮辱的人们报仇雪恨。席勒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反复强调自己的这一写作动机: “哪怕我的卡洛斯从剧坛上消失 , 对那些至今只是被悲剧之剑稍微划破一点皮的人 , 我要用剑去刺中他们的灵魂”[9] 。 席勒不惜牺牲自己的主人公 , 也要把心中对于宗教裁判所的憎恶和痛恨畅快淋漓表达出来 , 但 是 , 在后来的写作和修订过程中 , 席勒的宗教批判动机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 他大大地淡化了对宗教裁判所的揭发和批判 , 而把矛头转向了绝对君主 ,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主人公的变换上 , 我们从 1787 年的定稿当中可以看到 , 此时此刻 , 主人公已不再是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 , 而是变成了波撒侯爵; 戏剧的焦点也不再是王子的爱情 , 而是波撒侯爵与绝对君主菲利普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席勒研究注意到的仅仅是 , 随着《唐·卡洛斯》的写作动机和主人公的变换 , 这部诗剧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 , 由一部家庭剧变成了历史剧和政治剧; 戏剧冲突的重点也由西班牙王子与父亲之间的家庭矛盾和代际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传统的席勒研究基本上都忽略了这部作品当中宗教批判动机的变换: 由对超验之神的批判转向对世俗之神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彰显出来的超验之神与世俗之神在结构上的一体性。在《唐·卡洛斯》中 , 波撒侯爵之所以反对国王菲利普 , 原因很简单: 国王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人 , 而一心追求成为“人上人”———上帝。显然 , 席勒在这里是要借波撒侯爵的口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反对神圣秩序 (基督教) 与世俗秩序 (绝对主义) 以及神圣君主 (上帝) 与世俗君主 (国王) 在结构上的一体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