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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曝是一把双刃剑,敢曝者可以用它来自保,也可能因之而受到更深的伤害。同性恋敢曝者拼命地夸张展现娘娘腔、自我糟贱、搏人一笑。她一方面是向可能伤害她的人哀求:“和我这种贱人顶真实在不值得,不如手下留情吧。”但她另一方面却使得她自己更不能据理力争,也更难以自保。她的怪腔怪调“坐实了她的污名,……展现的恰恰是同性恋者所最害怕见到的自己的一面”[16]。这也是为什么敢曝者内心总是有一种双重性,即纽顿所说的“自相矛盾”。敢曝者公开展现她是谁,作的是一种含义模糊的表演,她以嘲讽自己的方式来疼爱自己,以作贱自己的方式来护卫自己。敢曝者拥抱污名,把敢曝持续地用作“一种应付同性恋者艰难处境的创造性策略”[17]。 这种戏剧性的夸张以迎合歧视者的偏见来加倍作贱自己,发展成一种为勉强生存的可怜智慧。这种情况在浓妆艳抹、骚首弄姿的易装皇后那里最具有戏剧表演性,也最容易成为一种消费性的“文化娱乐”。男扮女相和女扮女相有相同的女性角色塑造机制,扮演者们都将女性放置在一个从属被动的角色位置上。梁伟怡和饶欣凌在分析“百变妖女”梅艳芳的表演政治时指出,“主流电影往往以男性的视角将女性角色塑造为被动的对象,而男性则承担了观看者的角色。故此,当女性观众与女性角色认同时,她需要占取一个被动或被虐者的阴性化( feminine)位置,而当与(男性)英雄角色认同时,她则必须占据一个雄性化(masculine)的观影位置。而在主流父权社会中,女性亦往往被塑造成习惯于这种性别易装( transvestism),时刻在不同场合扮演着两种不同的性别角色。这种性别易装,随了在女性观众身上发生外,更表现于电影角色身上”[18]。 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的观众效果是不同的,“主流媒体中不乏女性反串或穿男装的情节桥段,这些情节更往往是勾起情欲的性感表现,反之,男性易服的情节却只会成为荒诞惹笑的桥段,这正表明了父权文化如何建构阴性化和雄性化的符码:‘女性希望化身为男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摆脱阴性化的位置,原因是阴性化指涉的是缺乏力量的负面所指。然而,除了在易装成男性时女性作出了性别扮演外,女性在饰演阴性化的角色时,其实亦同样是一场表演,这正是道恩(M. A. Doane)所提出的‘装扮'(masquerade)概念。她指出,女性的阴性化表现,与其说是她对性别本质的自然流露,倒不如说是一种性别的表演”[19]。 “娼妓”和“人妖”因为出卖和表演女色而遭世人鄙夷和蔑视。她们将色情按看客和买家的要求精心装扮,表演化地呈现在看客和买家面前。本海默(C. Bernheimer)研究了法国19世纪娼妓的文学、艺术形象,发现艺术和娼妓之间有内在联系。娼妓一词是prostitution,它的词根的一部分是拉丁语的statuere(献上),另一部分是pro(公众)。本海默认为,“当(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称艺术为娼妓行为时,他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词源。艺术的作用的确是把个人的幻想变成公众的幻想,把个人的想象创造呈献给公众。”[20] 所谓的“女性形象”其实是表演者戴上面具,走上性别分工的舞台,扮演女性角色。女性的“性别本质”其实并不存在,“女性”其实就是对女性角色的性别表演。表演者所呈现的不是临摹,而是艺术加工的女性特征,添加了夸张、幽默、挑逗和嘲讽(所谓的放荡、娇艳)。这种女性美,用波德莱尔(C. Baudelaire)的话说,是“将自然变形升华,是一种对自然状态不断的、持续的改造”[21]。罗兰·巴特(R. Barthes)对“东方男性易装”的表现意义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东方易装者不是在临摹而是在表意女性,它不受(女性)模型的限制,而是超脱于它。女性特征不是供人观看的,而是供人阅读的。”[22] “供人阅读”绝非是同性恋者独有的现象。在专制压迫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中,即使非同性恋者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供人阅读”现象。斯考特(J. C. Scott)在《压迫和反抗的技艺》中分析了下层人不得不对主人扮相的处境。他指出,处在压迫关系中的弱者都必须遵守一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矩。他们的公共行为因此会出现某种显见的模式,某种与他们下等身份相符的行为举止方式。这种所谓的“秉性习气”,它本身就包含着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成见和歧视[23]。下等人既然无力改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种上下等级关系,既然无法改变对他们的成见和歧视,不如索性就用它来作装扮“我是谁”的面具,或许还能以自己的极度顺从换取主人的些许仁慈或怜悯。 像易装皇后这样的敢曝者,她们夸张展现的正是那种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边缘者和在下者的“秉性习气”。她们不是拿自己当笑料,而是让别人拿她们当笑料。易装皇后夸张自嘲的表演使得她完全无法预料观众的反应。那些理解她的观众或许在随她哄笑的时候,能从中看到她的心酸和愤懑。而那些干脆视她为“异类”和“玩物”的观众,也许“会欣赏她的俏皮机灵”,但却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要这个样子不可”[24]。然而,不管怎么说,幽默是敢曝者的护身法术,她面对的是一种鄙视她,恨不得消灭她的文化,唯独凭籍着幽默,她才能躲过这种文化的直接伤害。她的幽默和戏剧夸张守护的是她那个极易伤害的“弱我”,而这个“弱我”恰恰是她这个边缘者不得不时刻以假面来掩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