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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体话语与微观政治 将人的行为举止和气质风范之类身体动作和肉体形态视为话语，是福柯的创举。已如上述，话语首先是一种语言，不过这里所说的“语言”要相当宽泛，它不仅仅是语词性的，它也可以是图像性、音乐性、动作性的，甚至是一种身体姿态、一种面部表情。按说将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等称为“语言”不无道理，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承载意义、传达思想的功能，同样用表征的形式进行运作并构成一种表征系统，这些均与口头或书面表达的语词性语言并无二致，而且人的动作语言、姿态语言、手势语言和表情语言往往成为语词性语言表达不可或缺的支持和辅助，甚至有时可以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因此将人的体态动作、表情举止等称为“身体话语”或“肉体话语”，完全在情理之中。 福柯转向身体话语问题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在西方社会，权力的运作历来限于法律范畴之中，这种权力机制只能提供一种负能量，它不会生产什么，而只会制造障碍，以各种禁忌形式泯灭权力关系的生产性和建构性。直到如今，情况也并未有很大改观。用福柯的话来说，虽然资产阶级革命砍去了社会政治王国中国王的脑袋，但在现代理论的王国中却尚未做到这一点，人们仍然是从作为法权体系的“君主制”出发来看待权力问题。福柯决意在其谱系学的断头台上砍去理论王国中国王的脑袋，以新的话语模式取代旧的话语模式：“人们必须建立起一种不再以法律为模型和法则的权力分析”，建立那种“作为活生生肉体的人的生命的权力机制”[26]。正是基于这一想法，福柯宣告必须废黜老旧的法权话语，而呼唤新的身体话语隆重登场。 福柯对于身体话语问题较为系统、详尽的讨论，是在《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经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志》(1976)中展开的，不过二者又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身体话语在刑罚、监狱等惩戒性权力下的形成，后者侧重于作为性话语的身体话语。福柯发现，不仅知识话语受到权力的控制，成为权力的表征，而且身体话语也是如此。他以理想的士兵形象为例说明之：昂首挺胸，肩宽臂长，腹部紧缩，大腿粗，小腿细，双脚干瘦，动作机敏灵巧，形体柔韧敏捷，步伐庄重优雅，神情勇敢无畏，这是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的士兵形象的身体话语。也许这是从一名农民身上训练而成的军人气派，但在这里本来是强制性的训练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福柯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在这强制性的训练中体现的是权力的严格操控和强力干预，它表现在若干方面：首先是控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从运动、姿势、态度、速度等机制上来掌握它。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再次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如此等等。[27]不光是士兵，而且包括学生、医生、技术工人等，人们的体魄、姿态和动作之类身体话语，无一不是被权力规训和塑造出来的。福柯将这种规训和形塑称为“肉体的权力技术学”、“肉体的政治解剖学”。 身体话语不同于以往法权话语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生成性而非压抑性、限制性的，它的权力形式不是表现为法律和君权的力量，而是表现为政治技术的规范，从而对人的身体和灵魂进行形塑。福柯这样说：“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增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征服它们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甚至死亡的权力从此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积极地调节生命之权力的补充，这里讲的是战争：“战争不再是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的，而是为了确保大家的生存。”[28]福柯认为，这种管理生命的政治技术表现为两极，它们经由中介而得到连接：一极是身体的规训，即把人的身体作为机器来看待。“人是机器”是西方近代以来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笛卡尔、拉美特利等人都撰写过有关著述。但福柯有更深的理解，意在藉此探讨矫正人的肉体，提高人的能力，培育人的力量，增强人的功用等，并将这些纳入有效的控制系统，而所有这一切都由一种带有“规训”特征的权力程序来保证。福柯将这种对于人的肉体所进行的“规训”称为“人体的解剖政治”。另一极是人口的调整，即以肉体这一生命力量和生命过程的载体为中心，关注人的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以及导致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使之得到有效的干预、调整和控制。福柯将其称为“人口的生命政治”。这样，身体规训与人口调整的互补和整合，构成了一种双面的政治技术，它“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29]。 总之，“人体的解剖政治”与“人口的生命政治”，构成了福柯倡导的身体话语的两大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话语已经进入了政治的范畴。福柯说得明白：“这就是说，生命进入了历史(我是说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毫无疑问，在历史上，生物因素首次反映在政治之中”。这就构成了生命与历史互渗、生物因素与政治技术双融的新型关系，“它把生命置于历史之外，作为历史的生物环境，同时又把生命置于人类历史之中，让它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渗透到历史之中。同样，也没有必要强调政治技术的增加，它由此而开始包围肉体、健康、饮食和居住的方式、生活的条件和生存的全部空间。”[30]然而身体话语作为政治，它与那些事关社会体制、政治利益、国家大事等宏观政治相比，相对局部、片断、零碎，它与那些关于历史理性、解放理想、精神乌托邦之类宏大叙事相比，显得具体、琐碎、日常，总之它是一种微观政治、微小叙事。福柯指出，关于肉体的知识及其对于肉体的驾驭构成了“肉体的政治技术学”，“当然，这种技术学是发散的，几乎没有形成连贯的系统的话语；它往往是各种零星的片断；它使用的是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尽管其结果具有统一性，但一般来说，它不过是一种形式多样的操作”[31]。因此他也将“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称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个中道理可以从晚近驯服肉体和控制人口的各种政治技术的大量涌现看出端倪，各种负责规训的训练机构如学校、军营、工厂等得到迅速发展，与人的生命和生活相关的出生率、寿命、公共卫生、居住条件、移民等问题得到密切关注。一个“生命权力”的时代开始了。同时，在理论学说上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话语爆炸，在身体规训方面，出现了对于军队或学校等培训机构的考量，对于策略、培养、教育、社会秩序的思考。在人口调整方面，出现了人口学，对于资源与人口之间关系的评估，对于财富及其流通、生命以及长寿的描述。 福柯确认同期的法国学者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他产生过影响，后者关于微观政治的理论启发了他建立崇尚局部性和片断性的谱系学的规划。[32]德勒兹和加塔利主张废除总体论、等级制、中心论，而坚持断裂性、差异性、多样性的原则，从而认为有必要进入微观政治的层面，提倡一种欲望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他们指出，传统理性主义的宏观政治对于人的欲望和日常生活往往视而不见、存而不论，其实它所张扬的资本主义精神其政治诉求和经济冲动原本就植根于欲望之中，原本就是一种日常性的生态和心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宏观政治根本无法与微观政治脱开干系，“(任何)政治既是宏观政治，同时又是微观政治”[33]。这就对宏观政治与欲望、日常生活之间的传统对立进行解构，从而证明了欲望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的合法性。按说无论是欲望政治还是日常生活政治，都与福柯提出的肉体政治、身体话语一拍即合。 不过作为一种微观政治，身体话语也非同小可、不能低估，虽然它只是在生物性、个体性、日常性的事项中表现出来，但却不乏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往往成为创造社会历史的原动力，人们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活动也能从中寻得起因。这就像毛细血管之于人体循环系统、花岗岩基石之于金字塔一样不可或缺，牵一发而动全身。福柯说：“任何细节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所隐含的意义，不如说是由于它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他以法国教育家拉萨勒吟唱“小事”及其永恒价值的赞美诗为例，晓谕忽视小事是何等地危险，而认真对待小事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到最显赫的圣洁层次，因为小事能导致崇高伟大的大事：“的确，这些是小事。但是，有伟大的动机、伟大的情感、伟大的热忱，因此也有伟大的功绩、伟大的财富和伟大的酬报。”[34]譬如在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的环境中，对于人体肉身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严厉的监督，会显示一种如何计算小事与大事的辩证关系的合理性。后来福柯关于政治技术之两极“身体规训”与“人口调整”的区分就揭示了这一点，福柯是以性为例对此加以说明的。他指出，性作为身体话语的重要一端，它处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方面，性属于身体的规训，它往往是从微细之处入手；另一方面，它属于人口的调整，它所引起的所有后果均关乎全局。因此性既是进入个体性的身体生命的途径，又是伸向群体性的人类生命的通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