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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 虽然福柯“谱系学”时期将权力问题悬为话语研究的核心，但他对于“什么是权力？”的认识却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有所发展的。据福柯自述，他一直到发表《话语的秩序》(1970)为止都接受和沿用传统的权力概念，将权力仅仅看成一种司法机制，认为它是一种否定的、负面的力量，只是依据法律实行禁止、拒绝、排斥和遏制的效用。当他在1971到1972年间与监狱打交道，接触了刑罚系统，发现了现存监狱制度的种种值得质疑之处以后，开始觉得这种传统观念不够充分、不够全面了，认为权力的问题不应过多从司法、法律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将权力仅仅视为一种否定性机制，而应更多关注权力的技术、战术和战略方面，亦即权力的范围、构成、关系、规则、方法、机制、效应等。福柯的《监禁与惩罚》(1975)在权力问题上开始以技术和战略的分析代替了否定性的法律概念，而在《性经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志》(1976)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有关权力问题的见解在他以后的研究之中一再被加以论述。 福柯这一进展的意义在于，他纠正了以往将权力问题囿于司法、法律范畴的偏颇，而将其推广到更加开阔的知识领域，既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话语，也包括人文科学的知识话语。福柯指出，以往人们总是试图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将知识与权力分隔开来，但他惊讶地发现，事情恰恰相反，“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总的说来，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13]自然科学亦然：“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抵制性的设施。”[14]对于知识与权力这种密不可分的表里关系，福柯用苏联一些知识话语的沉浮起落为例加以说明。在苏联备受推崇的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这是在1945年以后较长时期苏联精神病学唯一认可的理论，后来在临床治疗中推广的“同性恋治疗法”和“无痛分娩法”都是由此衍生出来，而其他理论都因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的学说而遭到打压和排斥。米丘林的遗传学说也被奉为正统话语而加以强制推行。另外，在苏联，作为精神病治疗技术的小脑切除手术在被禁止多年后又复出，控制论和信息论曾被斥为伪科学而遭到唾弃，而后来又被捧红而成为风靡一时的理论。这些科学话语的命运沉浮，都有着意识形态的背景，都渗透着权力的作用，当时掌控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李森科主义、苏联的有关管理部门直至最高当局，构成了操纵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将权力仅仅看成一种压制性的力量的话，那么必须对于“权力”概念重新进行考量。福柯的一个重要见解是，权力并不是一种既定物，而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的实施和展开乃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一场抗衡、冲突和战争。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15]这种抗争和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会以激烈的形式出现，但更多的情况下则可能表现为断断续续、分散的斗争，复杂的、地区性的、无法预料的、异质的抗衡。而这种无所不在的较量不仅体现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中，体现在人的身体中，而且体现在语言和知识之中。因此对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应作如是观，福柯说：“我认为，使人类科学话语从根本上可能的进程是两种完全异质的话语和机制的并置与对立。”[16] 正是这种不同力量之间的抗衡和博弈，造成了不稳定、不平衡、不对称的权力形态，其中变动性、异质性所形成的张力，恰恰是酝酿并爆发闪光点、生长点的契机，这就使得权力关系对于知识话语具有了生产性和建构性。反之，如果将权力仅仅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固定的压制性力量，只会消泯了这种生产性和建构性。福柯说：“我认为，压制概念完全不能用来阐明权力所恰恰包含的生产性因素。……人们把权力等同于一种说‘不’的法律，认为权力尤其具有剥夺权。我认为这种权力观完全是消极的、狭隘的，而且太过简略。……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消极机构。”[17]这一全新的权力观激活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生产性和构成性，使之对于知识话语不再限于被动发现，而是成为一种主动的生产和建构。 与知识密切相关的是真理。所谓“真理”，按通常理解，就是真实、科学、合理的知识，这是一种高层次、终极性的知识，也称为“真知”、“全知”，因而在知识话语中总是有一种崇尚“真理”的乌托邦冲动。福柯对此有特别的理解，他发问，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他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做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欧洲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18]。这是福柯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访谈中表达的观点，带有总结的意味，联系他以往的相关论述，可知福柯所理解的真理具有以下内涵。 首先，真理是一种知识话语，但它是一种规范性的知识话语，其规范性贯穿在知识话语运作的全过程，体现在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福柯说：“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则的程序。”[19]任何知识话语只要符合真理的规范，便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规范性越高就越接近真理话语，而真理话语具有公理、常理的性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典话语、权威话语。 其次，真理始终与权力制度相连，从而真理也能发挥权力的效能，甚至真理也被制度化了。福柯说：“真理以流通方式与一些生产并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并与由它引发并使它继续流通的权力效能相联系。这就是真理制度。”[20]真理并非孤立自存，并非存在于真空当中，真理乃是多种权力的载体。福柯称之为“真理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它具有五个极为重要的特征：1.真理以科学话语的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为中心；2.真理受到经济和政治的不断激励，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不断对真理提出需求；3.真理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4.真理是在大学、军队、新闻媒体等主流社会机制的监督之下生产和传输的；5.真理是整个政治斗争、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赌注。[21]可见真理不在权力之外，真理始终为权力所缠绕，从而真理本身就是权力，甚至真理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福柯就将其称为“真理制度”。 再次，真理是历史的产物，没有那种有放皆准、千古不变的真理，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恪守权力制度制订的规范，承载着当时种种权力形式的需求，一般话语才能变成真理话语。同一个真理话语不会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出现，它总是与世推移、因时鼎革，其中不存在必然的连续性。因此福柯指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权力限制不同，因而真理话语往往表现出特定性和异质性，他说：“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理制度，都有其关于真理、也就是关于每个社会接受的并使其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各类话语的总政策；都有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机构，用于确认真假话语的方式；用于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都有其有责任说出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话语的人的地位。”[22]总之，在福柯看来，真理是一种规范性的知识话语，一种制度性的权力，它是非连续性、非总体性的，具有历史的具体性，而这一认定既是后现代的，又是符合实际的。 与真理一样，学科也是与知识密切相关的概念。关于“学科”，福柯是这样界定的：“学科是一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学科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其形式是规则的永久重新启动。”[23]就是说，学科是通过提倡同一性、消除多元性，谋求同质化、排斥异质化来限制话语的。因此知识话语要被某一学科接纳，成为该学科的一部分，那就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也许仍属于知识领域，甚至以“真理”的面貌出现，但它已是权力的化身。福柯说：“简言之，一命题必须符合复杂和苛刻的要求才能融入一学科；在其能被认定是真理或谬误之前，它必须如冈奎莱姆所言，先‘在真理之中’。”福柯以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为例说明之，孟德尔的遗传理论曾长期得不到承认，从1865年到1900年长达35年间一直不被生物学界的同行们接受，原因就在于他的理论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遗传学说格格不入，从而被视为“异端”学说而遭到排斥。尽管孟德尔的遗传理论最终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成为现代遗传学的奠基学说，但之前“他不是在当时生物学话语的‘真理之中’：生物学的对象和概念当时不是依据这样一些规则形成的。”[24]由此可见，一种知识话语能否成立，能否成为真理，能否融入学科，一定要符合权力的要求，获得权力的认可。符合要求、获得认可的便能被学科接纳，否则就势必被学科拒之门外。在这里权力成为学科判断知识话语的最高准绳，而不会顾及这种知识话语本身是否正确和合理。 福柯还将学科话语的权力化特征追溯到学科形成的历史渊源。在福柯看来，“知识成为学科是一个重大转折”。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各个学科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的时代，也是知识话语走向规范化、系统化的时代，期间现代大学的出现是一个关键。大学作为知识话语生产、消费和传播的专门机构，它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不同的级别和势力范围。大学的首要作用就是挑选，不是挑选人，而主要是挑选知识，它通过手中掌握的垄断性权力来扮演挑选知识的角色，使得那些不属大学和官方体制内的知识，从一开始便遭到排斥和贬低。大学据此圈定势力范围、划分等级差异，将知识、专业和从教者分成不同的级别；还通过组建某种有权威的科学团体来达到使知识规范化的目的；最终是形成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组织机构，使得对于知识的控制成为可能。福柯将上述大学的功能归结为四种：挑选、等级化、规范化和集中化，认为正是这种“从19世纪初开始的知识的纪律化，使知识成为学科”[25]。上述四种功能的发挥使得大学的创立成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形成巨大的文化动力，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技术和知识的运动，其影响不啻是又一次百科全书运动。而在福柯所谓“知识的纪律化”过程中，不难发现到处晃动着权力的影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