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全球学术气候影响，一股势头强劲的叙事学热潮正在席卷全国，但迄今为止，国内叙事学研究仍未完全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我一贯认为，叙事学不应是独属于西方的学问，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成果应当为全人类共享，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参加到将其发扬光大的行列中来。但也要看到，像许多兴起于西方的学科一样，西方叙事学家创立的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他们引以为据的具体材料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理解，但若长此以往，叙事学就会真的成为缺乏普适性的西方叙事学，无法做到“置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有利于问世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 叙事传统的研究“进行时”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文学领域，小说研究均属叙事研究的先导。如果说明清小说评点中出现了探求叙事规律的苗头，那么在20世纪小说研究中，这种苗头已扩大为一种趋势，近十余年来，这种趋势更加表现为直接亮出 “叙事学”或“叙事传统研究”之类的名号。就学理本身的逻辑而言，小说史研究终究要走向深层次的叙事研究，以叙事为关键词打通文类之间的壁垒，小说的来龙去脉反而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单从某一文类或媒介入手研究，无异于画地为牢、自缚手脚，而从叙事这个不变的对象着眼，视野便豁然开朗，更便于从本质上把握对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叙事学的“现在进行时”，主要表现为从叙事角度梳理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 那么，对叙事传统的研究为什么会成为当务之急？我认为，这是由于它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外来影响的遮蔽。必须看到，中国小说的现代换型与近代以来西方小说的大量输入有直接关系，有人甚至认为新文学的形式起源于来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小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与鸦片战争后西强中弱的时代格局有关。正是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西方小说迎来了一个群星灿烂的繁荣时期。“尔荣”与“我衰”碰在一起，导致西方小说成了比较文学所谓的影响“放送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