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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段”眼光与“去蔽”观念 不过，如果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做法，把考察范围由“短时代”放大到“中时段”甚至是“长时段”，那么百年来的落后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文明连续体，国人对叙事的敬畏可追溯到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叙事方式在今天仍有余响，也就是说中国叙事的薪尽火传从来未曾停止过。相比之下，西方叙事虽有荷马史诗这样辉煌的源头，但西罗马的灭亡却使其陷入长达千年的一蹶不振，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骑士传奇有血缘联系的流浪汉小说才在西班牙“呱呱坠地”，这种叙事形式为西方现代小说的成型提供了最初的胚胎。中国小说当然存在一个“晚出”的问题，但那只是相对于漫长的中国诗歌史而言，而且只是就“小说”而不是“叙事”而言。即便是拿中西小说来做比较，我们也会看到当理查生、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等英国作家还在努力突破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桎梏时，中国已经奉献出了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长篇小说；唐代小说（当时称传奇）中的佼佼者如《离魂记》、《李娃传》与《长恨传》等，更比18世纪欧洲最顶尖的小说《汤姆·琼斯》早了近千年。 将中西比较放在“长时段”内，是为了“去蔽”——穿透百年来西方影响的“放送”迷雾，回望我们自身弥足珍贵的叙事传统。在中国章回体小说脱下“长袍马褂”，换上“西装”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唯西方小说马首是瞻，把他们的叙事模式奉为圭臬。鲁迅治中国小说史厥功甚伟，但或许是由于那先入为主的“百来篇外国作品”，他对“无主干”的《儒林外史》做出了“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批评。这一判断显然是以舶来的叙事规范为标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就讲究情节线索的整一连贯。然而，“无主干”这一结论现在来看大可商榷，《儒林外史》中那些“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的走马灯式叙述，表面看像是排出了一长串各不相干的小故事，但这些小故事或展现儒林中的“礼崩乐坏”，或指明出路在于“礼失而求诸野”，也就是说与“礼”有关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主干”。 “长时段”眼光与“去蔽”观念，让我们认识到叙事标准不能定于一尊——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来源与传统，其模式、形态与特点自然会有许多差异，因此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国画和西画各有所长，中医和西医各有千秋，功夫和拳击各擅胜场。传统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于过去却不断作用于现在，任何企图摆脱传统的努力几乎都属徒劳，叙事的薪火传承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鲁迅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但他自己的小说就从古代文学中“摄取”了不少营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