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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柯：从“考古学”到“谱系学” 一般认为福柯是哲学家、批评家，但从基本学术路径来看，应该说他更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从事的主要是历史研究，这可以从其主要著作的书名及副标题可以看出，譬如他最早出版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副标题是“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而他历时8年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则取名为《性经验史》。不过福柯往往关注那些边缘性、局部性的话语，那些通常遭到排斥、被人遗忘因而也不广为人知的话题，如精神病史、诊疗史、监狱史、刑罚史、性经验史等。这是一种微观层面上的历史研究，是一种微小叙事、微观政治，更切近历史的多元性、断裂性和零散性，因而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具体性。这也许不能仅仅看作学术研究上的另辟蹊径，而应理解为福柯对于启蒙现代性所持的一种批判姿态。启蒙现代性通过对于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诉求、对于历史研究中目的论和中心论的预设来张扬一种理性主义，这正是福柯意欲拆解和和摧毁的。 福柯早先的“考古学”时期有四部“考古学”代表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961)，《诊所的诞生——医学观念的考古学》(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其“考古学”的方法在《知识考古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里自启蒙运动以来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公理的连续性、总体性、主体性、目的论和始因论均受到了质疑，而断裂性、零散性、非主体性、集体无意识等不再被指责为有损于历史观照的因素，而是被视为有利于知识建构的积极力量。福柯这样说：“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8]正是由于对连续性、总体性、中心论的质疑以及对断裂性、零散性、边缘性的张扬，福柯被认为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的最后一部“考古学”著作，自此之后，福柯从“考古学”方法转向了“谱系学”方法。福柯最早在《话语的秩序》(1970)中阐述了“谱系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认为谱系学旨在探讨话语的有效构成，但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与权力的关系中掌握话语的有效构成。[9]到了1976年，福柯在为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中对于考古学和谱系学作了进一步的界定，而他所说的这两个概念都不是通常用法，而是有特定的涵义。他说：“这里我想说两个词：考古学，这是属于分析局部话语性的方法，以及从描述的局部话语性开始，使解脱出来的知识运转起来的谱系学策略。这是要构成一个整体的规划。”[10]可见所谓“考古学”是指分析局部话语的方法，而“局部话语”是指那种片断性、断裂性、边缘性的话语；所谓“谱系学”则是指一种策略，即通过对于“局部话语”的分析，促成历史知识摆脱现代性的压制而得到有效的运作，从而以微小叙事反抗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以局部性、边缘性的话语实行对于理性主义的总体性、中心论话语的颠覆。 由此可见，在反抗现代性和理性主义这一点上，福柯的谱系学与前期的考古学一脉相承，但是谱系学对于话语的制度性背景和实践性品格作了进一步的强化。其一，福柯“考古学”时期的著述注意到话语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问题，对于权力问题虽不无留意之处，但却语焉不详。他后来回顾过此事：“在《疯狂史》或《临床学起源》中，除了权力，我又能讲些什么呢？可我很清楚，当时我几乎没有使用‘权力’一词，没有这个可以供我利用的分析场。”[11]而“谱系学”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运作在话语的有效构成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焦点，为此它又被人们称为“权力谱系学”。其二，福柯的“考古学”研究带有较为明显的元理论性质，特别是《知识考古学》一书，力图对于话语进行一种纯学理的反思和建构，属于福柯著作中不多见的教科书式的著作，虽然论及社会历史语境问题，但很少接触实际社会现象，现实的针对性比较淡薄，抽象运思、坐而论道的色彩比较浓厚，而“谱系学”时期的学术风格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人批评他的考古学方法将话语凌驾于社会制度和实践等物质条件之上，使之成为独立自足的东西，因而是唯心主义的；而他的谱系学方法则因其对于话语的制度性、法权性之类物质条件的强调而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12]不过总的说来，虽然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对于话语的物质性、实践性品格的重视程度有异，但没有必要这样将这两者完全对立起来，不如说福柯后来的谱系学是对于前期考古学未予足够重视的社会机制和权力关系进行了更加明确更加充分的理论阐发。正因为如此，所以福柯认为这两者不可割裂开来，而是“要构成一个整体的规划”。因此不妨说他的谱系学是考古学的蓄积而发和渐次递进，或者说是考古学的升级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