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四是迁徙的意义。 内迁虽是躲避战乱的不得已之举，从另一角度来看又是主动的战略转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它提供了锻炼身心、接触民间、了解社会的机会；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它促进了内地的开发，积蓄了抗日的力量，延续了国家的命脉。部分作品对此进行了表现。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通过前后的对比表现了内迁对青年学生体魄的锻炼：“行军的开始，的确我们都曾感到旅行的困难。腿的酸痛，脚板上磨起的一个个水泡，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有‘远莫致之’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行军队伍是两列纵队，一个人须提防踩着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又须提防后面的人踩着自己，两只眼睛脱离不开那狭长的队伍，只好暗地叫苦而已。”“奇怪的是到了第十天之后，哪怕是最差劲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四五十里……脚板皮老了，即使赤着脚穿上粗糙的草鞋，担保不会再磨起水泡，腿也再不会感觉得疼痛。头和手添上一层黝黑的皮肤，加上微微的黑须，更显示出我们的壮健。” 李施葆真《内迁纪程》表现了几个孩子在内迁过程中的成长，做母亲的因病滞留成都，之所以敢放心大胆地让孩子们自行赴渝，是因为“经过这次的长征，他们已老练得多了”。 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写青年学生从雪中行军中切身感受到祖国山河的辽阔、壮丽，又从边远地区的抗战歌声中领悟到内迁撒播了文化的种子：“庄严抑扬的歌声随寒风传来：‘旗正飘飘，马正啸啸……’仔细一听，原来是住在邻近房间里的艺专学生的二部合唱。自从故都和西子湖，我们的两个南北大艺术城，沦陷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从火线下挣扎了出来，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我们抗战的第一个收获，便是我们的文化种子散播各地，本来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山谷乡村，今日却遍地是春了。 对于国都南京的沦陷，国人深感痛心，但对于政府内迁的战略意图，一般都能够理解，并因此而坚定了胜利的信心。王蘧常的《闻国都西迁》很有代表性：“北望阵云寒，新亭泪不干。河山塞丑虏，车马走高官。国土缘江尽，牙旗照水残。犹闻新策略，西去战场宽。” 当然，内迁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并不是仅仅只对迁徙本身进行书写，而是通过对迁徙的书写，再现时代的风云，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茅盾的《走上岗位》以迁厂和反迁厂的斗争为主线，主要描写民族资本家阮仲平迁厂的故事，但小说并没有局限于迁厂本身，而是围绕阮仲平一家的社会关系，作了比较广阔的横向开拓，将笔触伸向各个阶层，描写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知识分子的爱国言行、官僚政客的和谈阴谋、各式汉奸的卖国行径等方方面面，甚至还有难民收容所的悲惨状况。这样“八·一三”事件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活就全景式地展现出来，也可以说是抗战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又如李广田的《圈外》记的是自己内迁的行程，但作者将沿途的见闻都纳入笔下，内容也很丰富，“贫穷”、“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构成了他笔下的“圈外”世界。(11)再如西南联大师生记载该校内迁的几篇作品(12)，视野都很开阔，举凡山川名物、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尽入笔底：就山川名物而言，沅江的水、湘西的山、沅陵的雪、贵阳郊外供奉王阳明的扶风寺以及贵州镇宁境内的火牛洞、黄果树大瀑布，是几乎每篇作品都要详加描写的；就风土人情而言，苗民得到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是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对苗族各个支系不同的服饰、习俗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就社会状况而言，湘西的匪患、贵州苗民的贫穷以及鸦片的泛滥是表现的重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