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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奔赴大后方参加抗战工作，当然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但由于故土难离、谋生困难、对时局的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间或还有私心杂念作祟等诸多原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真心实意地赞同内迁，迁与不迁之间往往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斗争。一些作品剖析了人们面对内迁时的复杂心态，表现了迁与不迁的矛盾斗争。张俊祥《万世师表》第三幕中，以林桐、管声洪为代表的师生坚决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张将学校由长沙搬迁到云南，可是刚刚死了太太的系主任郑楚雄却因为追上了本地银行家的女儿而反对内迁，双方展开交锋，郑楚雄以不具备搬迁的条件为由头搪塞管声洪等人的内迁请求，最后因在长沙的校舍毁于日军的空袭才不得不勉强同意。陈白尘《大地回春》中，实业家黄毅哉在江南老家的恒丰纱厂因搬迁不及沦入敌手，在武汉新办的新中国纱厂又面临着内迁的问题，其儿子黄树坚、女婿钱少华却百般阻扰——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黄毅哉抽出在纱厂的股本，到上海去做投机生意，在黄毅哉和另一股东章式如的坚持下，新中国纱厂才得以迁往重庆。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中迁与不迁的矛盾比较单纯，那么茅盾《走上岗位》、李广田《引力》则将这种矛盾表现得丰富多样。在《走上岗位》中，不同阶层的人在迁与不迁的问题上都存在矛盾：就资本家而言，爱国企业家阮仲平抱定长期抗战的宗旨，紧锣密鼓地推动着工厂内迁的工作，而强民厂老板朱兢甫是个主和派，他认为战事不会长久，因此一方面假装要内迁，拿着政府补贴的装箱费，一方面却偷偷将机件运到租界避风头；就管理层而言，罗工程师出生入死，坚决支持阮仲平内迁，蔡永良却因“脚踩两只船”而推三阻四，不肯首批内迁，姚绍光甚至因为内迁行程的危险，在途中卷款私逃；就工人而言，“歪面孔”石全生的家已经毁于战火，住在难民收容所，他唯恐工厂内迁不带上自己一家人，而周阿梅的老婆金宝因自己怀有身孕、上工的纱厂又有开工的可能而不愿意内迁，她觉得“一定要做难民，就在上海做好了，干么还要辛辛苦苦跑那么远的路呢”。《引力》也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对待内迁的不同心理。庄荷卿和米绍棠本来已经随着他们工作的学校离开了家乡，走上了内迁之路，结果却中途折返了。庄荷卿是因为他的未婚妻施小姐留在沦陷区，他要回来寻找他的“爱情”，然而施小姐已经同一个日本军官要好，庄荷卿被借故杀害。米绍棠本想在内迁中“抓住更好的上进机会”，不料获得的却是“吃不饱与睡不暖”，与他做官的理想背道而驰，于是他返回家乡大做其伪官，被游击队处决。主人公黄梦华的心理更为丰富细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性，她不愿意在敌人的刺刀下屈辱地生活，然而她又依恋家，依恋家里的母亲和弟弟，依恋家里的每一件东西，这种依恋使她迟迟难以下定内迁的决心。不过“自由中国”的“引力”最终战胜了这种依恋，她艰难地开启了自己的内迁行程。 其二是迁徙过程的艰险。 内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战时交通不便，有限的运输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汹涌而至的人流、物流，徒步跋涉、肩挑手提是免不了的，滞留旅途的事情经常发生，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是家常便饭。发生意外或是受到土匪骚扰、日军袭击时，生命也毫无保障可言。迁徙过程的艰险，是内迁题材作品重点表现的。 巴金的《旅途通讯》写了旅馆的难找，初到梧州时他和朋友只能睡在一家小旅馆的过道里，另一位“年长的朋友”⑨则只能在骑楼下坐了一夜；也写了船票、车票的难买，他们多方设法，依然处处碰壁，一位到四川的朋友，按照登记的顺序，要等三个多月才能成行；还写了日军空袭给旅程带来的不便，船只只能在夜晚航行，白天则要找地方躲避敌机。 浦江清的《西行日记》写了通过日军警戒线的惊险，船夫将封锁航道的铁丝网的木桩拔下，迅速将船摇过，再回来将木桩安放，“此时间不容发，倘为日哨兵窥见，我侪皆无死所矣”；写了运输的困难，驮行李的骡子被军队索要，只得让轿子抬行李，人则勉力步行；写了旅途中的患病，胃病发作后只能吃面和粥，打摆子更是苦不堪言；写了道路不通导致的“搁浅”，仅在屯溪就滞留两个多月；写了旅费用尽的窘迫，除向昆明发电请求汇款外，还得多方奔走，向有关部门申请救济、垫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