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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正是以书写/阅读的展开方式(它是无限的和永远开放的)领悟这个生产视野的。巴尔扎克1830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萨拉辛》的文本及其在当代语境、语码中的融化，清晰地表达了巴特的下列欲望：寻求无限的书写，这种书写与寻找单一或多元成因系统毫无关系。因为正是这个系统导致了对文本的封闭解释，导致了对文本的确定阐释。 巴尔特走向文本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克里斯特瓦娃1966年著作的重新定向。1973年7月初，克里斯特瓦进行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听完她的答辩，巴尔特并不提问，却当堂朗诵一份感谢辞：“你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为一种生产的符号学。”[6]198这就说明，德里达特别采纳了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这一概念： 克里斯蒂娃以文本间性超越结构主义的闭关自守。不过她还是为涉及动态主体性的研究开辟了第二个新方向。动态主体性并非古典主体的主体性，而是拉康所理解的主体之主体性，即欲望主体的主体性。1966年，由于让·斯塔罗宾斯基发表了索绪尔著作的一些片断，克里斯蒂娃发现了所谓的第二个索绪尔，即痴迷于字谜(anagrammes)⑤的索绪尔。克里斯蒂娃立即看到了下列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其一是对处于索绪尔的外在文本之下的专名的探索；其二是拉康概括出来的分析方法。[3]85 质言之，“发现了”巴赫金理论、“发现了”第二个索绪尔思想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间性”理论超越结构主义，而影响了罗兰·巴尔特，影响了“如是”派这批巴黎先锋前卫知识分子。 然而，这只是互动的一个方面。换一个角度看，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乃是“如是”派及其“整体理论”的一种总结。被视为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那篇“核心文本”，在探讨“文本间性”时仅次于“词语、对话与小说”而经常被提及的另一篇文章，乃是“封闭的文本”(texte clos)，其蓝本可能是“文本的结构化问题”。后者也是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重要论文。1968年4月，在克吕尼修道院，克里斯特瓦在“语言学与文学”研讨会上宣读了“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这篇论文。该文刊发于Tel Quel杂志专号《整体理论》(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整体理论”是以主编菲利普·索莱尔斯为首的“如是”小组的一部集体论文集。 “原样”集团的集体论文集《整体理论》收入福柯的《距离、面貌、起源》、巴尔特的《戏剧、诗、小说》、德里达的《延异》、索莱尔斯的《写作与革命》与《一个现代文本的语义层面》、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批判的科学和/或科学的批判》及《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等等。还收入新小说派理论家和实践者让·里卡尔杜的一篇文章，里卡尔杜关注的依然是文本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里卡尔杜认为文学不可能提供社会的“替代物、图画”和“再现社会现实”，而“推出完全相反的内容体系和关系总和”。文学具有“生产”功能和批评功能。其发展方向有三：再现社会的幻想(巴尔扎克)、文学的自我表现(新小说派与现实“划下了一道鸿沟”)、反对表现(索莱尔、“原样”集团)。最后一种倾向“绝不拒绝语义，然而通过文字游戏逐字逐句持续不懈地予以评说，阻止语义掩盖使其形成的工作”。让-路易·鲍德里亚在同卷中总结了这种文本理论的最新动向(“文字、虚构、概念”)。文本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创作”，而是“广义文本”的个体表现形式。作者不再存在——对个体、人、主体的拒绝代表着自拉康到巴特再到福柯等一个时期当代思潮的主流，真实不再存在，表现也不再有什么必要。作为“对宗教意识的逆反”，文字只表现它自身，因为这些动向是“上帝已经死亡”(主体已经死亡)这一基本思想的延续；于是人们打碎了文本、结构、意义的藩篱。现代文本“不堪 卒读”：巴特的理论在这里被引向极端。[7]250—251正如冯寿农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团体‘原样派’的‘总体理论’归根结蒂一句话：重新提出文本与世界关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纠正了结构主义把文本与世界割裂开的错误。”[8]66“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思考是《整体理论》这部书和这一流派的总结”[7]251。 要言之，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时代思潮孕育出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克里斯特瓦以推重“生产性”高扬“文本间性”为核心命题的文本理论，是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链上精彩而引人驻足的一环，其价值还有待我们深入开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