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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历史与社会乃是那种可以作为文本来“解读”的东西这一主张，导致了将人类文化看作整一的“互文本”来接受，而这一互文本则也似乎作为一种前文本——任何重新出现的文本的前文本——在起作用。……克里斯特瓦强调这一“游戏”的无意识性，捍卫文本的生产性——非人格化的“无个性的生产性”——这一主张是在提示，文本仿佛是绕过个体之有意识有意志的活动，自在自为地产生：“我们将发生于单一的文本内部的那种文本的相互交错，称之为文本间性。对于认知的主体，文本间性——乃是这样的概念：它将是文本解读历史并被写入历史的那种方式的一个标识”(克里斯特瓦：《诗歌语言的革命》，巴黎，1974，第443页)。结果是文本被赋予实际上自主自律的存在与“解读”历史的能力。 文本间性学说紧密地相关于理论上的“主体之死”——由福柯引入的“主体之死”，与后来由巴尔特所宣布的“作者之死”(即作家之死)，以及个体的文本之“死”——消融于或明显或隐在的征引之中的文本之死，而最终也就是读者之“死”……在阅读过程中，作者、文本与读者这三者全都化成一个场——“文字写作之游戏的无边无际的场”。 罗兰·巴尔特对文本间性与“互文”这两个概念给出了经典性的表达：“每一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在该文本之中，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与周围文化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认的形式而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出场：每一文本都是由一些旧的引文编织而成的新的织品。诸种文化代码、公式、韵律结构的，社会习语的片断，等等——它们全都被文本吞没，在文本中被移位，因为在文本之前与文本周围总是存在着语言。作为任何文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性的条件，互文性不能被归结为源头与影响问题；它是那些其出身很少可以揭示出来的匿名的表达式之共同的场域，那些无意识的引文或自动的引文——没有带引号就给出的引文之共同的场域”(巴尔特：“文本”∥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第15卷，1973，第78页)。 透过文本间性的棱镜，世界呈现为巨大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时候曾经已然被说过的，新的东西要有可能也是根据万花筒的原理：一定元素的混合提供出新的组合。对于巴尔特，任何一个文本——乃是一种独特的“回音室”(巴尔特：《文本的快乐》，1973，p.78)。 这样，文本性与文本间性被理解成彼此相互决定的两个现象，这就会最终导致“文本”概念——作为被清晰地显示出来的自主自律的现实的文本概念——被消灭。 可是，远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学学家在其著作中采用文本间性概念时都接受了对它如此扩展了的理解。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在其《隐迹稿本：二级文学》(1982)一书里先是提出文本互相作用的不同类型之五分法的分类：其一，文本间性，作为在一个文本里两个或更多的文本的“相随相伴”(引文、引用典故、抄袭等等)；其二，副文本性，作为文本对其标题、跋、题词等等的关系；其三，元文本性，作为对自己的前文本的注解性的与常常是评论性的援引摘录；其四，超文本性，作为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嘲弄与讽拟；其五，原文本性，被理解为文本之体裁上的关联。之后，热拉尔·热奈特将文本间性的这些基本类别再分成无数的亚类，考察它们的互相关联，进而创建第一眼看上去是生动有力的但在分析实践中难以实现的结构。 文本间性学说涉及非常广阔的问题域。一方面，它可以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上自我反思的一个副产品。另一方面——它产生于那种对涵盖20世纪下半叶而得到广泛流行的艺术实践——不仅是文学而且也还有其他的艺术样式——之批评反思的进程之中。对于这一艺术流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者们而言，“征引型思维”乃是典型的。 文本间性学说的意义，远远超出当代文化进程之纯理论反思的框架，因为它回答了20世纪世界文化深刻的需求——这一进程带有其对精神整合的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向往。文本间性学说在艺术世界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流行，对艺术实践本身，对当代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影响，这是任何其他的范畴都望尘莫及的。[2]164—166 对“文本间性”理论内涵这一番梳理，其思路是如此精细，对“文本间性”理论外延的这一番清理，其视界是如此开阔，自然不是一般的即时译述就能完成的，而是经年累月悉心探察的结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