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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了解其对话性的克里斯蒂娃，马上理解了结构主义的历史局限，她试图用巴赫金修正这些缺点，“赋予结构主义以活力。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认为这是基础性的)可以用来处理主体问题(主体是结构主义压抑的第二个因素)，可以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的方式，把它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但在1966年，事情还没有进展到这个地步，于是克里斯蒂娃回避了主体问题，而是运用了一个新概念，并很快大获全胜。这个概念便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e)”。“正是在那时候，我创造了一个称为文本间性的小玩意。”——克里斯蒂娃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道。即使时至今日，在美国，克里斯蒂娃也常常被邀请以文本间性为题发表演讲，撰写论文，以进一步阐明、发展这个概念。[3]76—77 克里斯特瓦对巴尔特和整个“如是”集团的影响，已经载入学术思想史。 在提交给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1966—1967学年研讨班教学总结”中，巴尔特提到了由克里斯特瓦介绍的巴赫金的思想带来的启示：“一种真正的语言空间”不应该是“为真实逻辑服务的一种简单的线性话语，而是多样题材的并存(polygraphisme)，其目的在于让各种写作和逻辑彼此对话”。[4]“1967年，巴特在接受雷蒙·贝卢尔访谈时说：我们可以谈论文学的文本间性，而不是主体间性。(《法国通讯》，1967年3月2日，第13页)这正是克里斯蒂娃的术语。”[3]79 在这次访谈中，巴尔特回顾了克里斯特瓦对巴赫金思想的介绍对于自己的启发。巴尔特指出，那些分析让自己“隐约看到了将文学写作当作一种其他写作的对话、当作一种写作内部的各种写作之间的对话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写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德、雨果的写作，在其词语的线性发展的表明之下，包含着反复、戏拟、别的写作的回声”，“如果文学是各种写作之间的对话，那么，很显然整个历史空间都重新回到了文学语言之中”。[4] 巴尔特还在其他的很多场合谈及克里斯特瓦和互文性。1969年8月底，在塞伯罗尼别墅举办的“文学风格研讨会”上，巴尔特作了题为“文体及其意象”的发言。会上有代表要巴尔特对所谓“文体是一个不断征引的过程”(a citational process)做进一步说明。巴尔特说，“征引过程”也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传承过程。世界和文本均被看作无穷无尽的代码体系，其中任何一种代码始终和另一种代码相连。因此，当我们必须解释某个信息时，我们不得不转向另一代码，而这一代码又把我们引向另一代码，以此类推，至于无穷。巴尔特借这个机会介绍了茱莉娅·克里斯特瓦等“如是”派知识分子的互文性理论。[5] 在《S/Z》中，巴特首先要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书写/阅读，据说它是文本间性这一概念的产物。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按其展开的方式考察其过程，用结构化取代结构，“发现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能产性(productivite)”。(巴特1970年5月20日在接受雷蒙·贝卢尔访谈时所言，入《语音的种子》(Le Grain de la voix)，La Seuil，1981，p. 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