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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世：茅盾译事的革命追求 如果说，启蒙是茅盾初期翻译实践活动的特征，是他所在的职业本身的特征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要素对译者翻译活动影响，那么随着他思想观念上的不断进步和翻译实践的不断增多，在1920年后，茅盾译事中所反映出来的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和其自身翻译主体性特色就愈发增强，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进步的革命救世思想。在这样的翻译思想指导下，茅盾开始译介大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品以及苏联和西方弱小民族的文学著作。 “五四”运动带给中国民众思想上的震撼无与伦比，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西方思潮涌入华夏，洗涤民众的心灵。可以说，五四时期主流的诗学观就是这些接受了西方新文艺思潮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借鉴外国文学特色，寻觅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道路。鲁迅更是直言“要医中国文学上之沉疴，须从翻译外国作品入手。”[8]1920年在接受商务印书馆的任命革新和创办《小说月报》时，茅盾就在《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宣言》指出，“我们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9]为译介国外进步思想，反映和揭露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以激起民众的抗争精神，他还特别在《小说月报》开辟“被损害民族文学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从1919年开始，茅盾把译本的选择主要集中在西欧、北欧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上。这些作品反映了“弱小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求自由、求民主、求民族解放的斗争”，[10]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与时代的诗学观融为一体。茅盾说，“对于文学使命的解释……我是倾向人生的。……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与纠正。”“翻译家若果是深恶自身所居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用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死的人心，也是极为应该而有益的事。”[11] 与当时的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体现出的“救世”思想相一致的另一点就是，初入文坛的茅盾也和众多的文学家一样，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从适应职业要求的翻译启蒙思想作品转而主动倡导译介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作品，既有介绍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如《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等文章，也有来自苏联的列宁的作品《国家与革命》。后来秦德君在接受沈卫威访谈时就回忆说“他(茅盾)在建党初期翻译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时，他谈起这些东西时很得意地说，刚建党时，他是一炮打响，翻译了一批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赢得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他们的信任。”[12]随着译介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作品的不断增多，茅盾自身的思想观点也在不断改造和进步，开始与国内最早的共产党人士结识交往，并成为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段时期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已经不再唯赞助人即书馆方的命令是从，而是走向对抗，并且在1925年组织和领导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为广大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代言，直至最后为追求革命离开商务印书馆出走广州。 综上所述，茅盾早期译事的12年中，为政治目的而译介外国作品无疑是其重要特色，但茅盾是因其职业而走上翻译道路的，在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翻译的语言使用上等等方面从一开始就受到作为赞助人的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和制约，尽管他初期的译品中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思想，但这是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投射，只有随着译介的不断增多，茅盾自身思想的不断进步，“救世”观的形成，才让他开始提倡译介弱小民族等的文学作品，革除传统文学弊病，倡导新的文艺诗学思想，并逐渐摆脱资方赞助人的约束，积极主动地翻译苏联、美国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共产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