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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开始，在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前，茅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值得译界深入研究。以“文化转向”为视角，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来分析茅盾早期译事，茅盾翻译活动初期受其职业影响，其译事具有鲜明的“启蒙”特色；在五四运动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变革和主流诗学的影响，茅盾的译事活动开始具有明显的“救世”色彩，主动提倡翻译苏联和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译介共产主义思想，并最终摆脱了“赞助人”的约束走上革命道路。 关 键 词：茅盾/早期译事/文化转向/启蒙/救世 作者简介：喻锋平(1975-)，男，江西彭泽人，嘉兴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茅盾，嘉兴桐乡乌镇人，同鲁迅、郭沫若一起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三大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又崇高的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不仅译介了36个国家和民族的129位作家的作品，译作近240万字，①而且还发表了大量的译评和译论，在我国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纵观茅盾一生的译事，其持续时间最久、发表译作最多的时期是从1916年他入职商务印书馆到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的12年。②这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不仅是茅盾职业生涯的起始，更是他以后文学生涯的开端，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要真正全面了解茅盾的文学文艺思想就离不开对他早期译事活动的了解。 近年来随着翻译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政治、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人们开始突破传统的语言对比模式，从文化、社会等多元角度考察翻译现象，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译家译事，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实质上更是一种文化互动关系。“文化转向”带来译学研究理论上的创新，也为我们研究茅盾的译事活动提供了理论参照。本文拟将茅盾早期的译事置于其所在的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从其职业发展到政治追求等诸方面考察社会文化意识对他译事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解读他的翻译思想。 一、茅盾的早期译事 根据《茅盾回忆录》史料记载，1916年8月28日，年仅20岁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刚到商务印书馆一个月，茅盾就因评点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一封信获得了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的青睐，被编译所安排与孙毓修合作译书。他们合译的第一本书是《衣》，这是美国卡本脱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孙毓修已经翻译了该书的前三章，让茅盾摹仿其“译述”③的风格续译其余四十章。茅盾用一个半月时间用骈体文言文译完《衣》后，接着又用三个月继续译完卡本脱的《食》《住》，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新知识丛书》出版。《衣·食·住》的翻译不仅获得了孙毓修的很高赞赏，也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朱元善编辑的青睐，要求茅盾转到他的部门做助手。茅盾应朱的要求，开始搜集英美科学小说材料，从1917年开始先后又翻译了《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两月中之建筑谭》《二十世纪后之南极》三篇科学小说，发表在《学生杂志》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茅盾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到1927年创作第一篇小说《幻灭》前，茅盾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各类译作160余篇，涉及欧美30多个国家与民族的上百位作家作品。这些译作大都篇幅短小、体裁多样，且一改前期文言文译笔，转而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既有短篇小说、戏剧，也有诗歌、童话等，如俄国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卖诽谤者》、比利时梅特林克的戏剧《丁泰琪之死》、西班牙倍那文德的三幕剧《太子的旅行》、阿拉伯纪伯伦的小品《批评家》《一张雪白的纸说》、乌克兰的结婚歌《我的花冠》《烘科洛筏叶饼》等等。而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译作有的是介绍欧美文学文艺思潮，如《赤俄的诗坛》(D.C.Mirski)、《脑威现代文学》，有的是反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大仇人》、托尔斯泰的《活尸》、斯特林堡的《情敌》、莫泊桑《西门的爸爸》，也有介绍西方社会思潮的作品，如尼采的《苏鲁支语录》(Thus Spake Zarathustre)、罗塞尔的《到自由的几条途径》，还有不少译介西方共产主义的作品，如《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出发点》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刊登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 对于茅盾在这段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任晓晋把在1916-1918年用文言文翻译的4篇科学小说划分为翻译活动的第一阶段，而从1919年发表第一篇白话文翻译小说《在家里》开始至1935年创办《译文》月刊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活动为第二阶段。[1]客观上说，这种概括基本上符合茅盾前期译事的主要特征，而茅盾在这两个阶段的翻译实践也正是他翻译生涯的鼎盛时期。从译品的选材上看，已经涵括了从通俗小说到政论杂文等各类文体；从译作的数量上来看，前期所翻译的文字已经到达100多万，占其一生译作的一半以上；就其译作的质量而言，也逐步从初期的文言文“译述”转而坚持“直译”原文，达到与原文“神韵”相通的要求。 毋庸置疑，茅盾早期创作的这些译品、译论已经达到了很高艺术水准，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后世学者认真研究借鉴。但从国内现有的一些为数不多研究茅盾译事的资料来看，研究者大都是综述式的介绍茅盾的翻译实践历史，如黎舟《茅盾的译介外国文学历程》(1984)、任晓晋《茅盾翻译活动初探》(1988)，对于茅盾译事的分析也都集中在茅盾的革命思想这一角度，重点探讨的是茅盾早期译介弱小民族作品、后期译介苏联作品的政治思想目的。我们不应否认茅盾译事的政治目的，也认为这种类型的翻译实践会产生实际思想宣传上的巨大功效，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此就是我们研究茅盾文学翻译思想的“唯一”途径。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文化研究”逐渐兴盛，一种跨学科多元的研究模式开始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也使得翻译研究者跳出传统的语言分析模式的圈子，开始把研究的视域投向文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大环境等种种因素及其相互交往的关系上，翻译研究范式发生了后来所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作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有各种各样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制约译者的因素。而对于这些制约文本转换过程或称操控过程的因素之讨论已经成为翻译研究论著的首要的焦点。为探讨这些问题，翻译研究学派也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路径向纵深方向发展。”[2]123他提出，“翻译即是改写(rewriting)”，认为翻译的功能由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系统外的赞助人和主流诗学三个因素所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译者的选材和翻译的策略等都受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影响”的“翻译操控论”这一观点。[2]viii用翻译文化学派的这一理论考察茅盾译事，显而易见，政治目的只是属于影响茅盾译事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全面系统地解读茅盾早期译事，还需要考虑到他作为译者的语言素质、文学修养、社会时代背景、主流诗学以及维持这一职业的赞助人等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