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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蒙：茅盾译事的职业要求 初入职场的茅盾并没有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职业规划、职业目标等等时尚观念，而是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安排，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偶然因素使得他在一个月后，开始正式从事翻译活动——与孙毓修合作为商务印书馆译书。这就使得茅盾早期的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职业特色。他在《回忆录》中也介绍过，先花了时间好好领悟孙先生的译笔，再仿其手法动手译述《衣》其余章节，完稿后又交与孙毓修审阅同意才行。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就必然受到孙毓修这位代表赞助人一方的影响和左右。实际上，赞助人因素在茅盾早期译事之中表现得都非常突出，且都是以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各类刊物并发表符合刊物要求的译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他应朱元善的邀请编辑《学生杂志》，译介和撰写大量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西方教育方面的文章，以开启学生心智；他为《妇女杂志》撰稿主要是译介西方妇女问题研究，提倡和推动妇女权利；他创新《小说月报》的办刊模式，更是不遗余力大量翻译外国小说作品，革新传统的文学体裁，促进文艺发展。茅盾早期译事首先是其职业需要，而为适应这一职业要求，他初期译事的最大特征就是浓郁的启蒙思想渗透在他翻译实践活动之中。 晚清民初，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思想之改良、科技之革命才是振兴民族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已达到启迪民众心智之作用。翻译就是最为便利的一种途径。如鲁迅在其译作《月界旅行》序言中就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3]商务印书馆代表着当时新兴的知识传播的机构和文化阵地，客观上发挥了巨大文化文学启蒙运动的作用。因而，以孙毓修的相对浅显的外文水平译述的各类西方知识性作品都广受大众欢迎。作为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和外文基础的茅盾尽管开始受到当时译介流行的“译述”这一意译手法的影响，采用文言文翻译西方科学小说，但同其他众多的有识之士一样认识到“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4] 为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在翻译选材上，茅盾根据不同刊物的要求，选择不同国家民族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转换，时年20岁就已经翻译欧美等30多个国家的涉及科普知识、文艺思潮、社会问题、政论等不同内容的上百篇作品。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但并不精通挪威、西班牙、以色列、匈牙利等一些国家的语言。他是采用间接翻译的手段，从英文材料中转译这些国家的作品，“选最紧要最切用的先译”，只要这些作品“合于我们社会”。[5] 这种为启蒙大众而进行翻译的思想一方面是来自他自身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缺乏科学教育”。“提倡科学知识乃是一切知识中之最基本的，尤其对于小朋友们。”[6]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当时时代发展的必然之举。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关注社会民生、传播西方进步思想早已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1918年《新青年》刊登启事，征求“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茅盾就为此翻译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介绍妇女问题的文章。并且在选择原作时，他要求“选定比较‘卫生’的材料，有计划地或编或译，但无论是编是译，千万不要文字太欧化。”并且“译文须得简洁平易，又得生动活泼；还得‘美’”。[7]从而达到教育和启蒙妇女儿童的目的。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为启迪民众思想的另一突出性的特色就是大力提倡白话文。茅盾从小接受良好的国学教育，古文水平很高。这可以从他早期翻译的文言文译品中体会得出，无需赘言。然而，他在1919年后开始坚持用白话文进行译作，翻译了契科夫《在家里》等大量的科学小说、通俗读物，在译语上也体现出时代要求对译家的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