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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节选)

http://www.newdu.com 2017-10-12 人民日报 韩少功 参加讨论
编读记 韩少功,笔名少功、艄公等。195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关注。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

    编读记
    韩少功,笔名少功、艄公等。195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关注。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散文集《山南水北》等。1985年,他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比较知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
    本期“金台悦览”刊登的韩少功最新长篇小说《日夜书》(节选),由本报文艺部和中国作协创研部共同推荐。韩少功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日夜书》是一部被称作“带来新的惊喜”的作品。小说通过讲述“50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
    作为创作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学30多年历史的优秀作家,韩少功在精神追问和文体革新上的探索一向是文坛关注的重点。《日夜书》的杂糅文体,同样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01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让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想起多年前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落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扇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最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只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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