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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茅盾的话语处境可以他对拉辛的评述举证，笔者认为，茅盾是在以己论之：“古典主义诗学的窄狭的框子，拉辛能够对付得很巧妙；应当说，好象要耍杂技的好手，正是在别人束手束脚无法施展的地方，他却创造性地使出无尽的解数，叫人不由自主地高声喝彩。”⑤从精神面貌来说，茅盾倾向西方“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对唯理论的布瓦洛有一定的研究，试图认同理性又避免其“消极”因素，使得话语论述闪烁其词。而众所周知的是，西方17世纪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优秀者甚少，关键就在于古典主义鼓吹者对古希腊理论的误读，以“三一律”理论对文学艺术进行束缚。而以“三一律”为宗旨成立的“法兰西学院”，茅盾亦找到了其“积极的作用”，那就是对“浮夸绮靡的巴洛克”风格及“流行于巴黎上层社会的矫揉造作的‘纱栊’文风”的拟制。有趣的是，茅盾并不反感甚至忽略不计或者佯装不知，“法兰西学院”就是路易十三和他的首相主持成立的，也就是说茅盾所言的“积极作用”其实离不开权贵的倡导。但茅盾却说：“这个文学机构，随着法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日益巩固和‘兴旺’而也逐渐地变得顽固起来。”⑥自然话语权的争夺，体现了政治权力地位争夺及巩固。但是，“法兰西学院”是否拒绝莫里哀和批判否决高乃依的《熙德》就是因为从“积极”走向“顽固”的消极呢？无论是拒绝莫里哀还是否决高乃依，“法兰西学院”始终在坚守那个“三一律”的理性。院士布瓦洛就曾经劝告过莫里哀，让他放弃丑角，尽管莫里哀戏剧始终遵循“三一律”，且戴着镣铐跳舞，舞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出色作品。而《熙德》是反“三一律”作品，自然遭否决。在思想观念上倾向理性的茅盾，并不反“三一律”，甚至以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洛巴忒拉》与拉辛的《倍莱尼司》作比较，以遵守“三一律”的拉辛之剧来“借以说明古典主义悲剧在艺术上确有它自己的一套”。茅盾说，是“借古人的嘴巴，说作者自己想说的话。是古典主义悲剧的共同特点”⑦。本文的读解会同时看到50年代茅盾话语中的堪称“悲剧”的那么“共同特点”，即借17世纪的西方古典主义来说自己的语境。 不得不说明的是，“法兰西学院”并未因茅盾理解的“君主专制政体”而冥顽不化，事实上在莫里哀去世之后，“法兰西学院”大厅却立了一尊莫里哀雕像，题词是：“就他的光荣而论，并没有缺少什么；就我们的光荣而论，倒是缺少了他。”从70年代，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也充分说明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学术机构，并没有因权贵而僵化，而是不断创新，似福柯的研究，以质疑批判离析17世纪的理性主张，探讨的是知识权力的话语内部演变历史。反倒是茅盾在50年代特殊的中国政治环境中，特别是苏联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语境，用李建立的话说是：“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构造作为引擎，赋予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以充分的政治性，将空间上的地缘政治对立转换为不同文学方案在时间中的分裂与‘斗争’。”李文分析《偶记》是“用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对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各自的特征进行预先区分，然后将其做本质化理解，使二者之间的差异根深蒂固。结果，现实主义则总是被赋予‘积极’的审美特征：清新活泼、音调和谐、色彩鲜艳、真实、深刻等。相反，反现实主义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标签：佶屈聱牙、苍白干枯、装模作样、官气十足、非理性、形式主义等等。”也就是说现代派(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敌对关系，人为二元构设，“现代派”上的各种标签，诸如“非理性/历史规律、自我/群众、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悲观/乐观、消极/积极、颓废/明朗、晦涩难懂/喜闻乐见，等等”是“被当作‘当代文学’进行文学规划时的重要‘他者’来使用的”。因此，“与其说非理性、自我、个人主义、悲观、消极、颓废、晦涩难懂等范畴来自于西方‘现代派’，不如说是‘当代文学’在建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时对‘现代派’的一种话语分配。可以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是造成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派’的这些组合及其相关范畴得以归并生成的重要原因。”⑧ 但是，在《偶记》中，茅盾却有明确的文字对“二元”思维进行否决：比如他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因为“二元论倾向”当“不应讳言它的局限性”。⑨更有甚者，茅盾指出“二元论者本质上也是唯心论”的，所以他否决“在哲学上，不是唯心论，就是唯物论”，茅盾不认同非“心”即“物”的世界观论。但是，《偶记》中有一强烈的转折，茅盾认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即“作家在作品中的表现，常常会是‘二元论’”。⑩《偶记》1958年发表在《文艺报》1、2、8、9、10期的版本标题即是《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1979年版去掉了副标题，是欲否决世界观的非此即彼？是否是经历“文革”后对一棍子打死的“世界观”决定论的修正？茅盾强调，之所以要使用“二元论”是因为“世界观”决定了创作方法，被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即“人民大众”的世界观，就一定“产生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就只会“虚伪、粉饰、歪曲现实”，因为他们既要满足自己的娱乐，又要“麻醉和欺骗”被剥削者，于是就强调形式，“追求雕琢、崇拜绮丽，乃至刻意造作一种怪诞的使人看不懂的所谓内在美”。可见茅盾不认同哲学意识的“二元”，但却在强调“政治”性的思维下以“阶级斗争”界定了“二元”。文中强调其意义在于“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土壤”(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