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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与“现代性”相关的还有一个“后现代性”的问题。 对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我缺乏必要的研究，所以没有多么大的发言权，但我认为，有一点则是肯定的，即它与“现代性”这个学术概念一样，最初也是从西方文化中直接输入的。这就同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在客观时间的共时性中包含着历史时间的非共时性的特征有了关系。 实际上，当我们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作为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历史起点的时候，我们是将其与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对应起来的。蔡元培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总序》中持有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④，胡适也曾明确地表示过这样的观点⑤，而继《新青年》而起的《新潮》外文名字的意思就是“文艺复兴”。也就是说，仅从历史时间的角度，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共时性的，但从客观时间的角度，它们则是非共时性的。从14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客观时间的共时性而被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并且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又以不同的时序特征表现出来。例如，在中国，《新青年》杂志就出过“易卜生专号”，19世纪易卜生的戏剧也随之翻译到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朱生豪集中翻译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则在其后，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影响也不如易卜生来得更加直接和深远。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一个历史的运动，是以追求历史的进步为契机的，因而“先进性”、“先觉性”就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现代性”这个概念在一些学者的观念中也自然地具有“先进性”、“先觉性”这样的意思。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后起的就是先进的，就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的，而先起的就是落后的，就是代表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过去的事物。但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又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输入西方文化、发展中国文化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显在的形式。在这里，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先进性”的观念：其一是在中国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先进性”，其二是在客观时间意义上的“先进性”。 其实，中国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运动，它与西方从中世纪向西方近代发生转变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着异曲同工的历史作用。但中国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却包含着较之西方文艺复兴远为复杂的内容，它不但包含着中国几千年古代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大量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正如我们上文所言，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仅就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了解也是异常惊人的)，而且包含着对西方整个文化史的了解。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客观时间的共时性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实现的。仅就其客观时间的“先进性”而言，陈独秀的社会思想主要受到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的影响，其后则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胡适则主要接受了在当时美国影响最大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学说，他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理念也是在美国当代政治制度的实际影响下形成的；鲁迅除了通过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接受了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影响之外，在哲学上则更受克尔凯戈尔、叔本华、尼采思想的影响，在文学上，则除受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和果戈里等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影响之外，对俄国现代主义小说作家安特莱夫(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则情有独钟，后期又曾翻译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和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直接受到当时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而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想；即使并不多么关心社会运动的周作人，也一度对新村主义颇有好感。他所受日本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这些，就其客观时间的“先进性”，都远远超过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文学。也就是说，在客观时间的意义上，它们是更“先进的”，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则早已成了“历史”，成了已经被“超越”的文化与文学。在他们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主张中，实际已经包含了这些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时期，又都是倾注在对中国古代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学说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否定之上的，都是集中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变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以它们的合力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时间——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根本转变。在那时，他们区分的是“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对于“旧文化”、“旧文学”、“旧思想”的“先进性”，而在他们的具体思想主张之间，则是没有一个谁更“先进”，谁更“落后”的区别的。 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内部产生“先进”与“落后”的感觉，是在更新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发展起来之后。在那时的世界上，随着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潮流，而就其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批判，较之原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理想和思想学说都有着更加“先进”的性质，因而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之后，也感到自己已经超越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将中国文化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在文学上，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就是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的五四时代，是“阿Q的时代”，而中国现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阿Q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作为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品的鲁迅的《阿Q正传》也已经“落后”了。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将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称为“现代的”，那么，那时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所体现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则是“后现代的”了。 但在这里，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却有一个客观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巨大落差。如果我们仍然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在西方，从14世纪但丁发表《神曲》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则经过了五个世纪的时间。这五个世纪的西方并不是白白走过来的。在这五个世纪之间，西方的文学和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而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民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西方的社会逐渐完成了由乡村化向都市化的转变；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结合起来，促成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正式完成了从中世纪宗教神学向现代社会思想的转变，并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完成了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那时，工人阶级随同资产阶级的强大也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以争取自身生存权利和社会权力为主旨的工人运动逐渐震撼着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前提。而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的不到十年期间，所有这些具体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这五个世纪的断层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找到广阔发展的空间，它是在重新转入政治革命的领域而发挥实际的作用的，但即使如此，陈独秀在与中国国民党联合进行的政治革命运动中也没有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找到合适的位置和理论的立足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进入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找到自己的独立发展空间的，用句中国的习用语来说，就是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接上了中国的“地气”，但这个“地气”却不是西方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而是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展了的农村社会和农民阶级，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表现为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农民战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充分发挥了在中国古代两千年间逐渐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重视耕战的法家的治国韬略，从而完成了重建中国民族国家的重任，正式结束了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大陆。但是，在中国，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中国地面上的战争，而不是悬在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文化上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反而表现出了与这样一个战争的需要格格不入的性质与特征。在这个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除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之外，就是那些没有文化和极少文化的底层社会群众了。他们依靠的不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提倡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社会思想，而是自己在极端贫困的生活基础上养成的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当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主要依靠他们的力量而获取1958年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时候，他却失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建立在此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的，在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思想观念的时候，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可能具有实际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一个极大的历史落差。 所以，如前所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广泛传播在其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更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演化与发展的形式，当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还没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整体变革的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割断自己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联系脐带，一旦割断了这个脐带，在中国，它就接不上“地气”了，就起不到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了，就成了空洞的理论了。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后兴起的“后现代理论”与中国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传播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在政治革命领域中找到了自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而“文化大革命”后兴起的“后现代理论”则更是在经济领域找到了自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它们都体现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在现代的世界联系中的一种可能有的演化与发展的形式，但同时也都有可能导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严重倾斜。 必须看到，政治、经济是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有的两个领域，政治的意识(权力的意识)、经济的意识(金钱的意识)也是自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就有的意识。但是，人类社会的构成，却不能仅仅依靠这两个领域自然生成和发展的思想意识，它们必须有独立知识分子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予以制约和限制。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老子、孔子、屈原和司马迁，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那些悲剧家、喜剧家，都是对单纯的权力意识(政治意识)、金钱意识(经济意识)的超越和限制。他们是通过对人类社会与社会生活的整体关怀、整体感受、整体了解和整体思考而实现的对权力意识和金钱意识的超越，因为权力意识、金钱意识归根到底都是个人的意识，都是与个人的直感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即使集体的权力和集体的经济，也必然会落实到每个人的具体的现实经验上，只有通过整体的社会关怀和对社会整体联系的感受和思考，才能超越纯粹个人的权力意识、金钱意识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主要关心的是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的时候，他才能对自身的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做出相应的心理调整和行为选择，从而使其摆脱平庸性而具有内在的崇高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历史阶段的时候，能够超越个人的权力意识和金钱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以牟取现代社会历史相对正常的运行和发展。显而易见，“文化大革命”是失去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制约的个人权力意识疯狂发展的结果，是失去了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原则制约的政治权力斗争无度发展的结果，它破坏了中国大陆社会的相对的平衡感，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不必要的动荡和混乱，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是以重新激活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重新激活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亦即重新激活“现代性”文化观念的形式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阴影，重新调整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的。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全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仍然不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中，是以经济发展为杠杆重新起动了中国社会的生命活力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文化逐渐完成了从乡土社会文化向现代大都会社会文化的转化，在表层的物质生活的样式上逐渐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极为相似的特征，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思潮遇到阻力，从西方文化直接输入的“后现代”思潮就取代“现代性”思潮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主潮。它是以中国现代经济生活的变化为原动力、以都会文化与都会消费文化的发展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消解“现代性”的崇高性和严肃性为主要指向目标的一种文化思潮。但它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这个历史的落差主要表现在三个历史层面上：其一，在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的层面。所谓启蒙思想，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是超越蒙昧和无知层面的社会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常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文化演变与发展，在西方当代社会中恐怕已经没有人会感到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哲学、狄德罗的文艺思想是多么高深的理论，是难以理解的思想，因为所有这些观念都已经普及到整个西方社会上，像我们知道“行人要靠右边走”、“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已经成为人人都懂的社会常识。其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建立的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层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已经构成西方社会的“硬件系统”的东西，它是通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固定下来的一些可操作性的程序。所有这些，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的西方人习焉不察的东西，但它却以有形与无形的力量制约着社会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恶性发展。其三，19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和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传播而形成的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性考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从19世纪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和在这个运动基础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同样沉淀在西方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当代文学中，工人运动为西方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社会群众找到了表达自己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方式和途径，成为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社会群众的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同时也为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底层社会群众争取到了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民主权力，并将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考察也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所有这些，都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欲望、金钱欲望放置到整个社会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三个历史的层面，将西方当代的后现代理论和中国当代的后现代理论隔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在客观时间的共时性中包含着历史时间的非共时性特征。在赵公元帅神像与“恭喜发财”的横批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欲望在垫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地面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道德的滑坡。这与对消费文化已经拥有足够承担力的西方是有显著不同的，也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猛烈抨击传统道德，但不论是胡适和鲁迅，还是陈独秀与李大钊都同时表现出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语)的高风亮节有着截然的不同。 也就是说，在中国，“后现代理论”不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形式，而是一种特定的延续形式。也只有当它作为一种延续形式的时候，它才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力量，而一旦将其视为对“现代性”的消解力量，它就将成为社会腐败的催化剂，从而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一个道德真空的地带，起到窒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 独立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拒绝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对它的利用或排斥，但是，在这里，仍然是有严格的差别的：对于政治，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力量；对于经济，有“实体经济”，有“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就是文化的产业。但是，对于独立知识分子，对于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化则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文化产业”，而是“文化”自身：科学是以发现知识和传播知识为目的的，文艺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为目的的，它们都是对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超越形式。失去了这种超越性，也就失去了文化，或者说成为对文化的异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