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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如前所述，当我们身在一种文化传统之中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力量，也感觉不到这种文化传统作为一种“传统”的存在，但当我们已经离开了这种文化传统的时候，才感觉到了这种文化传统的力量，也感觉到了这种文化传统作为一种“传统”的存在。 恰恰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喑哑了自己声音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开始感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开始感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作为一种“传统”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与五四时期离开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不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是在自己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地、自觉地离开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的，当他们离开了这个传统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拥有了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言权，才感到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奴隶，面对这个世界，自己是拥有主体性的。因而也有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感觉，即使外部的压力，也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奋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是自己必须承担也能够承担的，而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喑哑了自己声音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却不是自觉自愿地离开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的，在离开了这个传统之后，他们也没有获得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更大的发言权，反而完全丧失了自己曾有的一点发言权。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他们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不论他们可以用何种理由抚慰自己的心灵，但连他们一向从事的职业活动本身的意义也被彻底否定了的时候，他们便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困境了，因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是他们在现实世界存在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为自己争取更大自由空间的唯一根据，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中得到承认并得到初步发展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反而更深刻地感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感到了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那时，他们不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远古的时代去，不需要去寻找中国文化的最早的“根”，也不需要重新到苏格拉底和尼采、莎士比亚和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去，去寻找自身存在的西方文化的根据，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之中，都已经包含在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主张之中，只要承认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只要承认了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原则，古代文化的研究，外国文化的输入，现实世界的关注都自然地包含在了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喑哑了自己声音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成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命脉之所在。中国人常说“命悬一线”，对于他们，这“一线”就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就是“现代性”。 如何从“文化大革命”中突围出来，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之中去，重新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在那时，几乎只有一条极其狭窄的文化之路，那就是鲁迅的思想文化之路。所有“封、资、修”的文化都被打倒了，所有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化传统除了已经被诠释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外，都已经不能成为那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走出自己文化困境的思想基点，而唯有鲁迅的思想文化道路，在当时作为“最高指示”的毛泽东思想中还是作为完全正面的形象得到肯定的。毛泽东也曾正面肯定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但他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肯定不是全面的、整体的，从毛泽东思想可以直接回溯到陈独秀、李大钊的政治思想传统和鲁迅的文学传统，也能回溯到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但却无法回溯到包括胡适学院文化思想在内的整个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无法回溯到五四“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整个思想传统，因为胡适的思想文化道路与毛泽东的思想文化道路在整体上处在直接对立的关系中。而鲁迅，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即使毛泽东，也是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不是作为自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战士、一个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而进行评价的。他肯定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道路，也肯定了鲁迅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的价值和意义，而从鲁迅的角度，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则是一个整体的传统，五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鲁迅的思想就植根在这个传统中并是它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鲁迅的思想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这个传统中生成并发展的。在此后的演变过程中，鲁迅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其他倡导者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也与很多人进行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激烈的或者不激烈的论战，但所有这些又都是在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发生的，都是在独立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学和文艺的职业范围内进行的，这积累了鲁迅的思想和文化成果，而没有积累起鲁迅的政治、经济的权力，他所使用的始终是文化论争的手段，而从来没有直接诉诸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权力，因而也是在“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总体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仅此一端，就将鲁迅的思想文化道路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批判、人身攻击、人身残害严格区别开来。鲁迅再一次以一个独立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非政治革命家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面前，并且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走出文化困境的非政治化的思想道路。 人类的历史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个集团领导着走过来的，所有的个人或集团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而不是历史的领导者，但人类的历史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又是有“道”的，而不是任何一条道路都能够走得通的。我们很难说清是谁领导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的文化转变，但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个转变在大陆思想文化界是以越来越多地转向鲁迅及其思想本身的研究为标志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鲁迅是被绑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之上的，但在毛泽东提出“读点鲁迅”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关注的热情主要转向了鲁迅及其思想本身的思考和研究。这实际是那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开始，其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思想文化界，“文化大革命”是在鲁迅研究逐渐兴盛的过程中结束的，而结束之后接踵而至的也是一个鲁迅研究的高潮。“现代性”这个学术概念也是在当时鲁迅研究中得到更广泛地使用的。在那时，不仅原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或专家从事鲁迅研究，很多原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外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鲁迅和鲁迅思想的研究。——这正像感到了窒息的人群都涌向了同一个大门口一样。 这到了当前部分学者的笔下，倒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和鲁迅的一个“罪证”，似乎它们之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性评价是它们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的证明，是缺乏“现代性”的表现。但是，这些学者却丧失了整个人类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意义的感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也应该知道，整个人类的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绝对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供人类或一个民族的成员嬉耍的，绝对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人类或一个民族成员手中的玩物，而更是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载体。在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不总是四季如春的，不总是风平浪静的，而是有各种艰难险阻的，而是有许多困难要克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当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陷入灭顶之灾的时候，整个人类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应当是整个人类和这个民族的诺亚方舟，是应该能够承担起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并将其摆渡到更加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文化载体。只要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思考鲁迅的思想文化道路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会感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鲁迅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它们所体现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传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最主要的文化载体。 在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毛泽东思想传统的问题。只要我们循着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思考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毛泽东思想传统，在其产生之时恰恰是中国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思想传统中的一支，并且直接发源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这不但表现在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也表现为像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征，即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思想文化传统，它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生成和演变的思想文化轨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它无法割断与中国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文化脐带，也无法完全将自己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中独立出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与它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必须看到，这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留下自己的鲜明的印迹的，而毛泽东对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评价就是其最鲜明的文化印迹之一。1949年之后的胡适思想批判、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反右派”斗争，都表现为一种意欲割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毛泽东思想传统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联系脐带从而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毛泽东思想传统完全独立出来的努力，但在固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毛泽东思想传统的范围之中，这种努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清除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独立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大陆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影响。这个目的，是通过所谓“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上而实现的，这相应地也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个人的鲁迅降低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追随者的地位上，但这也造成了他们对鲁迅及其思想的公然歪曲和肆意篡改，从而也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通过鲁迅研究颠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留下了可能性。——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并没有死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也不可能死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因为在中国现代教育基础上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能够在“理论”上被否定，在“大字报”中被打倒，但正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说的那样，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有可能“借尸还魂”。正像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借老子、庄子、孔子之“尸”还了自己的“魂”一样，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借鲁迅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传统之“尸”还了自己的“魂”、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灵魂的。这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耻辱，更不是鲁迅和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耻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