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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刊物为中心、报刊连载以及小说评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集中精力研读晚清小说，主要成果体现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因《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二卷以下迟迟未能完成，出版社将第一卷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单独刊行。此书“卷后语”中有这么一段： 我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23) 这么说既是实情，也不无埋伏，甚至有点拉大旗作虎皮的意味。最大的困惑来自我的阅读感受：绝大多数晚清小说可引发有趣的联想，也有不少值得深究的话题，但无法让我欣赏乃至沉醉。这样一来，讲历史进程可以，作文本细读则有点勉强。直到今天，眼看着“晚清小说”步步高升，被越说越伟大，我还是这个调子，即便李伯元备受关注的《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也都并非什么“伟大作品”。正因其是夹生饭，且包罗万象，任何新理论进来，都能在这个园地里“策马扬鞭”。但有一点必须记得，若过度阐释，很可能压垮了作品的阅读兴趣。 回头看我当年的晚清小说研究，比较得意的有两点。第一，强调“这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具体表现是：“绝大部分的小说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的；而且，大部分主要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这样，办什么样的小说杂志或为什么样的小说杂志写稿，不免蕴涵着某种文学趣味。”(24)。第二，晚清小说的形式特征必须到晚清报刊中寻找：“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固然因作家随写随刊，容易缺乏整体感；可也逼得作家在单独发表的每一回(章)上下功夫。”“读者要求在每期杂志上都能读到相对完整的‘故事’，这就逼得作家在寻求每回小说自成起讫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小说的整体构思，长篇小说很容易变成近乎短篇故事的连缀与集锦。”(25) 具体到本文讨论的《文明小史》，我主张追索其与《绣像小说》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联系。我曾将这一时期的小说家群体，依据其主要参与的小说杂志分为五组，描述其各自特色： 第二组有《绣缘小说》社的李伯元、欧阳巨源，《月月小说》社的吴趼人、周桂笙，以及这两个杂志的作者连梦青、王钟麟等。这些作者都并非留学生，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接受新思想的传统中国文人。正是由于他们，“新小说”才真正在中国扎根。在政治倾向上李伯元、吴趼人都趋于保守，主张保留旧道德，对新派人士颇多讥讽；在艺术风格上，李、吴都反对一味模仿域外小说，力图根据中国小说传统和其时中国读者趣味，有选择地借鉴域外小说表现方法。他们所开创的“谴责小说”，几乎成为这一时代小说的表征。另外，其提倡短篇小说，也功不可没。(26) 单看发刊词，《绣像小说》与《新小说》似乎差别不大；但内行人都明白，编杂志的，说归说，做归做，二者并不一定同步。《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有云：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27) 以上引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小说》第一号上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及《新民丛报》十四号上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二十号上的《〈新小说〉第一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28)。此类高屋建瓴、壮怀激烈的政治论述，更适合于留学生或流亡海外的政治家。至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从属于当年国内出版业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必须在引领风骚与商业利益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另外，作为小说家的李伯元，除了本身并不擅长理论思辨，也不具备梁启超那样为国民指引方向的象征资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