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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理”的世界，到底能不能把“理”说清? 到了第二部分“看看再说!”，本来这个故事要接着讲，在二十七天里面下河村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好的小说家笔下往往跌宕起伏，先不正面去写，反而从侧面或反面宕开一笔，造成文笔起伏的效果。赵树理也是如此，他没有直接写二十七天后如何如何，而是宕开一笔写那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二姨。表面写二姨，实际上还是在写下河村的故事，在写软英和小宝的命运： 二姨回到上河，一直丢不下软英的事，准备到九月十三软英出嫁的时候再到下河看看，不料就在九月初头，八路军就把上河解放了，后来听说实行减租清债(“减租清债”就是“减租减息”——引者按，下同)，把刘家也清算了，刘锡元也死了，打发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发家也分了刘家一座房子，软英在九月十三没有出嫁，不过也没有退了婚。过了年，旧历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时候(这时候到了1944年)，二姨想亲自到下河看看，就骑上驴，跟着自己的丈夫往下河来。 八路军到了下河，二姨就敢骑驴了。二姨和她丈夫知道弟弟安发分了刘锡元家的一座房子，“他们走到刘锡元家的后院门口，二姨下了驴，她丈夫牵着驴领着她往安发分下的新房子里走。狗狗在院里看见了，叫了声‘妈!二姑来了!’安发两口、金生两口，都从南房里迎出来。” 金生两口是给舅舅拜年的。三户人家碰在一起。然后还是从驴开始说起，二姨丈夫说驴没地方拴，只好拴到安发家门口。二姨丈夫问安发：“你就没分个圈驴的地方?”安发说：“咱连根驴毛都没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强多了。”接下来进房间讲是怎么打倒刘锡元的。 关于“打到刘锡元”这一段在小说中起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前面“太欺人啦”向后面“看看再说”的过渡，也意味着八路军作为一种“新力量”的到来，正在改变“旧势力”，使得原来主宰农村社会的“正邪”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前文中，小昌和元孩来给王家送彩礼，小昌说了一段话，说今天这个世道，“势力就是理”。有权有势是“硬道理”，刘锡元家有钱有势，所以他们说的都是“理”。但八路军的到来，要把这个“旧势力”打倒，看看能不能重新讲出“新道理”。刘锡元怎么死?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的?金生说：“打倒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员不叫打，倒是气死了的。”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因为“减租减息”要重新算账，算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账，看看地主究竟有没有剥削农民。金生说：“刘锡元那老家伙，谁也说不过他，有五六个先发言的，都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注意，倒是地主刘锡元说他只凭‘良心’说话，可见‘良心’是多么靠不住。——引者按)你是我二十多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叫大家看，看看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如果按地主刘锡元的账本来算账的话，农民永远是没有理的。所以，说“理”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上来说这个“理”。这里有两种关于“理”的理解，原来认为“势力就是理”。但“势力”不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是转化为一种“算账”的话语，在地主刘锡元那里，“算账”才是理。表面上地主最讲道理，欠债还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甚至可以用市场经济、契约精神等来讲这是“在理”的：你欠了我的钱，当然要还钱，还不起本就要先还利，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算账，刘锡元自然是占了理，谁也说不过他。但是，在这个“理”之外还有另一个“理”，在小说中叫“老直理”： 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账?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 这是两种“理”的争论，赵树理另有一篇小说《地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是土地创造了价值还是土地上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按照地主的逻辑，地是我的，租给你种，当然要收租。但问题在于，光有这块土地，没有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土地会不会创造价值?更关键的是，地主可不可以凭借土地的所有权去剥削别人?这又是一个“道理”。 穷人该不该受穷，每个人是否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这个“道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主未必肯承认。实际上，农民就是要争这个“理”，这个朴素的道理，也许可以更直观地表述为“耕者有其田”。有自己的田，农民就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丰衣足食。这个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老直理”——构成了农民起来推翻地主那个“歪理”的动力。地主要保住“算账就是理”，其实并非靠的是“说理”，更要依靠“势力”。如果没有势力的话，地主没法子维持他的理。反过来说，假如农民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撑腰的话，同样没有办法斗倒刘锡元。“势力就是理”，一定是一种“势力”在支持一种“理”。这是两套道理的斗争，也是两种势力的斗争。赵树理在这儿描写的就是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表现的就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然而，赵树理在小说中从来都不是通过喊标语口号来达到目的的，他将这些阶级观念和斗争意识转化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掌握的对象。那些看似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事情，在他的笔下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大道理”。赵树理可以透过“小事件”来写“大道理”，这是他的本事。“大道理”变成了“小事件”，但只要仔细去体会“小事件”的写法，就会发现赵树理原来是在讲一个“大道理”。 “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这个说‘……反正我年年打下粮食给你送’，那个说‘……反正我的产业后来归了你’……那老家伙后来发了急，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在此情况下，大家要打刘锡元，高工作员没让打。这时候，小昌指着老家伙的鼻子说“刘锡元!这理非叫你说清不可!你逼着人家大家卖了房、卖了地、讨了饭、饿死了人、卖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账，你还说大家不说理。到底是谁不说理?”如果只有那个账本的理，地主就可以拿着“欠债还钱”的理，做一切不合“道理”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歌剧《白毛女》中，黄世仁逼杨白劳还钱有一个具体的情境。按照中国传统习俗，“追债”一般只追到过年前的腊月二十九，年三十也即过年那一天不能去讨债。这就是为什么欠账的人腊月二十九之前都出去躲债，年三十可以回家过年的原因。过了年，又是新的一年，你可以再欠别人一年。但黄世仁不管这个规矩。杨白劳回来过年，给女儿喜儿带了两尺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本来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没想到黄世仁却在此时上门逼债。这不仅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压迫，而且破坏了千百年中国农村的伦理习惯，也就是成了“礼俗社会”的破坏者。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地主黄世仁“逼债”的“一系列的闯入和逼迫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一切体现平安吉祥的乡土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这个风俗连带的整个年复一年传接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作为反社会的势力，黄世仁在政治身份明确之前早已就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14)与此相比，在《邪不压正》中，虽然王聚财等人都恨小旦，但见到小旦还是要叫一声“小旦叔”。小旦躲在后边抽大烟也要给他送一碗挂面过去。这就是中国人的讲“礼数”。黄世仁却不管这些“礼俗”，在大年三十除夕晚上家人团聚的日子，逼债逼到杨白劳喝卤水自杀了。今天却有人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根据“算账就是理”，谴责杨白劳没有“契约精神”，这是完全罔顾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所以，讲不讲“理”的背后还有这个基于传统“礼俗社会”的“老直理”。 于是，可以进一步追问，“算账才是理”，这个“理”是谁带来的?“算账”代表着一种经济理性、一种现代观念。这种理性的算计与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有很大的关系。原来中国的乡村共同体，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对立，因为中国土地制度大概从宋代开始，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区别，用今天的话说，土地具有复合而非单一的产权关系，因此，以前的乡村共同体——也有学者叫“乡里空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还可能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一定表现得那么尖锐。而进入现代，特别是到了民国，农民与地主因为土地的产权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复合的产权关系变为单一的产权关系——在这个变化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尖锐，而这个尖锐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地主奉为信条的“算账才是理”。(15)赵树理的《地板》直接回应了土地创造价值还是土地上的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他的另一篇小说《福贵》讲的是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不仅使一家人变穷，而且让福贵这个原来特别能干的孩子变成村里的二流子和小偷。福贵为什么成了二流子?并不是他天性如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剥夺，而且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造成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和偷鸡摸狗的“二流子”。《邪不压正》中的小旦是不是一直就是地主“狗腿子”?在做“狗腿子”之前是否也像“福贵”那样有一个从普通农民堕落成“二流子”的过程?这些隐含在“算账才是理”背后的现象也许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