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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赵树理：《邪不压正》，原载《人民日报》，1948年10月13、16、19、22日，现收入《赵树理全集》(第三卷)页280-318，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除特别注明外，本文所依据的是这个收入全集的版本。 ②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载《人民日报》1948年12月21日。 ③耿西：《漫谈〈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49年1月16日。 ④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69-372页。 ⑤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⑥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⑦(11)赵树理：《也算经验》，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26日，《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349页，第350页。 ⑧转引自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载《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己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页。 ⑨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载《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62页。 ⑩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81-482页。 (12)关于“公元纪年”之于东亚现代历史的意义，可以参看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特别是第二部第一章《近代日本的话语空间——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但柄谷行人基本上是在日本的天皇纪年和公元纪年的紧张关系中，来处理“近代日本”“话语空间”的开放性与封闭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关于“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的变迁”，可以参看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湛晓白的研究涉及从观念、器物到制度等诸多层面的“近代时间”在“中国”的确立过程，但遗憾的是她的研究几乎完全以城市为主体，忽略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的历史与经验。 (13)(23)费孝通：《江村经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16页，第215页。 (14)(25)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95页，第194页。 (15)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变迁与“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激化，可参看拙著：《人民至上》，特别是第一章《“乡土空间”的崩溃与“士绅共和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16)赵树理在发表于1948年3月16日《新大众》报的《发动贫雇要靠民主》中指出：“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滑头分子，好像不论什么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什么时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拥护谁。这些人，有好多是流氓底子，不止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分果实迟早是头一份，填窟窿时候又回回是窟窿。可是当大多数正派贫雇农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说的正是他后来笔下的“小旦”现象。《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53页。 (17)关于北方农村的“坏干部”问题，可以参看李放春：《“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兼谈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载《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黄宗智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18)关于“中农”在“北方土改”中复杂的地位以及中共对其态度的变化和调整，可以参看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9)近年来的研究特别注重土改中的“人心”改造问题，有所谓从“翻身”到“翻心”的说法，具体可以参见刘卓：《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载《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6期。 (20)赵树理在1948年1月4日的《新大众》报上回答读者来信时说：“你说那些统治贫雇的坏干部，光用命令也压不下，他敢阳奉阴违。今后执行土地法，要靠土地法上规定的合法执行人(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来执行，不能再靠那些坏干部做。至于他们要破坏的话，就用边府定出的《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条例》治他的罪”。赵树理：《不要误解行政命令》，《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50页。 (21)1947年初，为解决干部的贪污浪费、强迫命令等问题，中共曾展开“洗脸擦黑”运动，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打击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倾向，但这一运动并不以干部为排斥对象。参见黄道炫：《洗脸：1946～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2)赵树理：《不要误解行政命令》，《赵树理全集》(第三卷)，第250页。 (24)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