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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赵树理的创作并不以“人”为中心，也很难说他塑造出了什么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就像赵树理自己所说的那样，“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写作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⑦这种似乎比较被动的创作方法，正是被竹可羽视为对“人物创造”还处于“一种自在状态”的表现。采访并翻译过赵树理三部书的杰克·贝尔登同样对他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表示失望：“……人物往往只有个名字，只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典型，什么个性也没表现出来，没有一个作为有思想的人来充分展开的人物。”⑧无论是认为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够“典型”(如竹可羽)，还是缺乏“个性”(贝尔登)，都意味着赵树理小说不以“人”为重点和中心的写法，和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有较大的分野，也使得深受“现代小说”阅读趣味影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难以理解赵树理的小说。 但对于试图冲破“现代小说”乃至“现代主体”惯例的文学研究者，赵树理小说的这一“反现代”的特质却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洲之内彻在讨论“赵树理文学的特色”时，非常具体地指出“赵树理小说”与以“心理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小说”的区别：“赵树理的小说没有人物分析。既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削弱现代小说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的。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进了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对于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⑨而竹内好则更进一步地确认了“赵树理文学”这种“反现代”的“现代”特质：“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混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在作者和读者没有分化的中世纪文学中，任何杰作都未曾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⑩ 赵树理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说具有“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重返现代”的特质，但竹内好指出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赵树理想必会很满意。赵树理小说的结构不以“人”为焦点，而是以“事”为重心，看似随意，却极用心。只不过这份“用心”不一定能被那些一直要求小说写“人”的读者充分体会罢了。按照赵树理的说法，他的小说重点在“事”，却也不是为“写事”而“写事”，“事”的背后是“问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11)这段话常被简单地理解为“赵树理小说”就是“问题小说”，然而，如果把“问题”放在之前讨论的赵树理小说的焦点从“人”到“事”的转换中，就会发现“问题小说”也不简单。“事”一旦遇到“问题”，就从静态的存在变成动态的过程，就意味着原来的存在遭到质疑，过去的秩序不再稳定。因此，人们可以借由这一时刻，追问这“事”合不合“道理”、通不通“情理”。赵树理通过“问题”，把“事”“理”“情”三者勾连起来，在动态中把握三者的关系，让“事”不断地处于“大道理”和“小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以及“人情”“爱情”“阶级情”等不断冲突、更新与融合的过程中：譬如乡村男女过去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婚姻法”颁布了，小青年的“爱情”就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合法”了(《小二黑结婚》)；阎家山一直是富人掌权、穷人受压，但共产党来了，这样的“事”就不合“理”了(《李有才板话》)；地主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从来不算是“剥削”，但如今是“劳动”还是“土地”创造“价值”，这“理”一定要辩辩清楚了(《地板》)……由于围绕“问题”来组织“事”“理”“情”之间的关系，不只使得赵树理小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并且也让作品的“结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这种既将“内容”形式化，又把“形式”内容化的方式是“赵树理文学”的真正“新颖”之处，其关注的核心并非日本学者所感兴趣的“现代主体”之批判意识，而是新的“道理”是否能够合符“情理”地深刻改变、契合并升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种种“事情”。至于“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抽象的“人性”和“主体”，只有回到“事情”及其遭遇“问题”的过程中，“人”的改变才变得合“情”合“理”。如此看来，《邪不压正》中聚财那一句“这真是个说理地方”，对“赵树理文学”来说，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