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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科“策体”发微——“内容体制”考察(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京)2014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一 “体—级”结构
    唐代“以文取士”主要有“常科”和“制举”两大系统,进士科是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常科科目。《唐六典·尚书吏部》载:“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试杂文两首;策时务五条。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⑤同书《尚书礼部》于“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⑥下注曰:“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开元二十五年,依明经帖一大经,通四已上,余如旧。”⑦《新唐书·选举志》载:“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⑧这些文献对于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条)”的记载完全一致。特别是《唐六典》的记载,虽有“旧制”和“新制”⑨之别,但试“时务策五条”不变。实际上唐代进士科自始至终都是试“时务策五道”,而且“五道”也是唐代进士科一次(场)试策的最高道数,这就是说进士科所试之策全部是“时务策”。
    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也有类似的记述,不过在“国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之后又云:
    (进士)策问五道,旧例:三通为时务策,一通为商,一通为征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⑩
    封演主要活动在唐玄宗至德宗时期,尝读书太学,进士及第,留心搜罗本朝掌故,所著《封氏闻见记》,学者称其“语必征实”、“足资考证”。(11)故其所记当属可信。然则封氏这段记载看起来却与上述进士“试时务策五道”的记载似有“矛盾”:既说五道全为“时务策”,又说“三通为时务策,一通商(略),一通为征事”,是又不全为“时务策”,这便是个“问题”。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太和八年(834)的礼部奏文中:“十月礼部奏:‘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盖以成法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节文:先试帖经、口义、论议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请先试帖经,通数依新格处分;时务策五道,其中三道问经义,两道时务。其余并请准太和六年以前格处分’。敕旨:‘依奏’。”(12)此事与“太和改制”有关(详见拙著《唐代试策考述》),这里不拟多及。值得注意的是,奏文称进士科“自国初以来”一直是试“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有“改更”但很快“仍旧”。这说明进士科自始至此(太和八年)都是试“时务策五道”;虽然“去年八月节文”对此欲有改变,但礼部并未完全采纳,而是有所“折衷”:
    (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其中三道问经义,两道时务。
    显然,这段话与上引封氏话在表述方式上如出一辙:都是先说前项——进士试“时务策五道”,然后说后项——(其中)××策×道;区别仅在于:封氏的后项为“时务策”三道、“商略策”一道、“征事策”一道;礼部奏文的后项为“经义策”三道、“时务策”两道。
    两段话前后相距约百年而表述方式不约而同、所言内容大同小异,应非巧合,而是唐代进士试策的“内容体制”使然,这种体制在当时应属通例,但后世逐渐隔膜,鲜为人知。实际上,作为前项的“时务策五道”是就进士所试之策的全体而言的,属于“总体”性的时务策;作为后项的“××策×道”是就这个“总体”的内部而言的,属于“分体”性的××策。故封氏所记“时务策五道”,是说进士所试五道策在内容上全都是“时务”性的,但其内部又有所分别:“三通为时务策”是说其中有三道考试具体的“时务”问题;“一通为商”是说其中有一道考试“商略”性问题;“一通为征事”则是说其中有一道考试“征事”性问题。也就是说,在总体的“时务策五道”之下,还有分体的时务策、商略策和征事策。封氏还提到“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这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商略策”之间的“异同”,亦即有不止一道“商略策”,其“异同”是道与道之间的并列关系;二是指“商略策”内部的“异同”,亦即“一道”之中所“商略”的问题或对问题的“商略”有所分别。总之是“(分体)商略策”之下(内)还有“商略策”,此可称“次分体”。这些情况可列为下表:
    
    表中纵向可见“策体”有三个层级,从上向下分别为总体、分体、次分体,三者之间具有统属关系;横向可见“策体”有三种“分体”,从左向右分别为时务策、商略策、征事策,三者之间相对独立,又都从属于“总体”的“时务策五道”。这样纵横之间并形成“三级三体”的结构关系;考虑到商略策的“异同”具有或然性,则更通常的情况应为“二级三体”,这应该是唐代进士试策基本的“体—级”结构。(13)
    说明了这种“体—级”关系,前面所说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然则这种“体—级”关系表明:唐代进士科试策自“国初”以来就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体例规范的,既关乎所试策的“总体”,也关乎五道策内部的“分体”乃至“次分体”。下文的论述将会显示,(分体)“时务”、“商略”、“征事”概念,既指涉试策的具体“内容”,也指涉其“内容”的“性类”,还涉及“内容”及其“性类”的组织“状态”和问答“方式”,它们在试策中受到一定的体例规范,从而共同形成“策体”(包括“总体”和“分体”);也可以说上述“体—级”结构及其“策体”,是唐代进士试策“内容体制”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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