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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佳书堂创立伊始，即订立了《江州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其中规定：“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14](P14)之后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更明确规定：“如有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20]显见培养童蒙学成应举是其主要目的。陈氏应试教育的效果十分显著：“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华林书院的教学亦是以应举登第为目的，宋初人所作的题记书院的诗文即是佐证。淳化五年(994)，宋太宗召见胡仲尧的弟弟胡仲容，特授秘书省校书郎，赐袍笏及御书，“有位于朝，有名于时者，校书皆刺谒之，且盛言其别业……愿得诗什夸大其事，自旧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几人，诠次官记，烂然成编”[34](王禹偁《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P272)，即《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组诗。胡氏竭力搜罗名流显宦的题诗，写入家谱，传于后人，即表明了对诗歌的高度重视，组诗则进一步反映出胡氏是将子孙折桂入仕当作光辉业绩和根本目标的，而且也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正如冯起诗云：“词登科第名尤振”[24](P977)，姚秘诗云：“殿试贤能是国华”[24](P248)。由于华林书院以研习文学为主，来此讲学者多为文学家，曾致尧诗说其“宾友尽为文苑客”[24](P581)，宋白诗亦云：“帝时词人多景慕，谩题诗句满修篁”[24](P291)。徐铉曾应邀作《华林书院记》，也对华林书院的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岂直豫章之间气概，以占皇宋之文运矣!”[22](P423) 与官学相比，私学教师的身份多样化，有隐遁山林的名士宿儒，有学识广博的朝廷官员，有学艺精湛的职业塾师，甚至有修养超凡的高僧大德，但厚德敦行、博学精艺、才思敏捷是多数人共同具备的品质和才能。如：江梦孙，“颇蕴艺学，旁贯诸书，籍籍声誉，远近崇仰”，为人敦让谦下，“时号为搢绅先生”[3](卷八)。陈贶，“性沉澹，志操古朴”[1](P102)，其诗“骨格强梗，出于常态”[13](P145)。刘元亨，“博贯经史，素有仪行”[10](P24)。颜诩，“谨礼法，雅辞翰”[1](P105)。韩熙载，“延纳隽彦，凡占一伎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虽久病疲苶，亦不废”[12](P27)，而因“高第凡数十辈。由是所用之资，月入不供。及奉使临川，借官钱三十万”[1](P90)；“善谈论，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分书及画，名重当时。见者以为神仙中人”[1](P92)。史虚白，“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11](P2)，“(宋)齐丘欲穷其技能，招与宴饮，设倡乐、弈棋、博戏，酒数行，杂出书、檄、诗、赋、碑、颂，使制之。虚白方半醉，命数人执纸，口占，笔不停缀，俄而众篇悉就”[13](P136)。黄载，“精究经史，能为文章”[1](P157)。江为，“尤工于诗，有风人之体。为常有吟隋堤柳诗……盛传于时”[7](P1396)。廖凝，“触思成韵语，一时诗人尽屈其下”[7](P420)。 身为人师对学生又多关爱、奖挹，韩熙载“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辄自缮写，仍为播其声名”[1](PP.91-92)，待舒雅“为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无间然……迨数年，熙载知贡举，以雅为第一”[1](P147)。颜诩对门徒“晨暮延揖，饮馔燕笑，未尝不躬自接对”[1](P105)。高尚的师德和丰厚的学养也赢得了学生的敬慕，如江为尝“羁旅卧病，宝松躬尝药饵，夜不解带，为得之，与处数年，尽发其密”[7](P449)。江梦孙，“卒时八十，有五葬之日。自远方至者几千人，而服缞绖徒跣者百许”[3](卷八)。 由于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师徒同门常常赋诗论文，切磋技艺，酬答唱和更是不可或缺的雅事。熊皦师事陈沆，“陈沆赏皎(皦)《早梅》诗云：‘一夜欲开尽，百花犹未知’，曰‘太妃容德，于是乎在。’”[35](P939)江为和刘洞都学诗于陈贶，而夏宝松又是江为的弟子，故刘洞视之为“同门”，“与同门夏宝松相善，为唱和俦侣……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为善于宝松乎?’答曰：‘吾为汩汩扬波而已’”[3](卷九)。“洞有《夜坐》诗，宝松有《宿江城》诗，皆见称一时。……号曰‘刘夜坐’、‘夏江城’云。”[7](PP.448-449)惜南唐的诗文多有散佚，刘洞、夏宝松虽以《夜坐》和《宿江城》得名，而今也只留残句。诗文集全佚者更是不计其数，如刘洞于“后主即位，诣金陵献诗百篇”，且号“五言金城”[1](P95)，《补五代史艺文志》录其诗一卷；今《全唐诗》仅卷七四一收其诗一首，卷七九五补断句十。韩熙载，陆游《南唐书》卷一二本传录《格言》及《格言后述》三卷、《拟议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清异录》卷二“五宜”条录《五宜说》，并佚[8](P594)；今《全唐诗》卷七三八收其诗五首，卷八九九收其词断句二，《全唐诗补编补遗》卷一六补一首，《全唐文》卷八七七收其文六篇，《唐文拾遗》卷四七补二篇。由此，昔日师生同门交游唱和之盛况已不得窥其全貌。 而师承与交游所带来的亲密交往、频繁酬唱与彼此间的互相学习、交流与模仿，使师生同门的创作倾向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诗作在谋篇布局、主题、意象、句式等方面时见雷同和程式化。即以学于庐山的诗人为例，黄损、虚中、熊皦从陈沆学诗；江为、刘洞师事陈贶，夏宝松、杨徽之复从江为学，夏宝松又再传弟子，从而形成了师徒承传、同门切磋的交游群体，其创作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贾岛为宗，走苦吟之路。如虚中作诗“境幽搜亦玄”[25](齐己《谢虚中上人寄示题天策阁诗》，P9477)，黄损“诗好常甘得句迟”[4](林楚才《赠致仕黄损》，P161)，陈贶，“苦思于诗”[7](P419)，“尝谓己诗埒贾岛”[1](P95)，刘洞“自言有浪仙之体”[1](P95)，江为“酷于诗句”[3](卷八)，杨徽之“每对客论诗，终日不倦。此所以成名，亦几乎成癖也”[6](《杨公行状》，P180)。对此贾晋华《唐末五代庐山诗人群考论》考述甚详，可参[36]。许总在考察了五代诗人的交游和创作情况后即认为“贯串五代始终的文人活动恰恰可以由师承关系联结起来”[37]。 南唐时，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及全社会普遍重视文学的风气，使得文学的地位日益重要，工诗能文成为文士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快提高赋诗作文的技能、作出声播四方的佳篇是他们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而到山林读书修业，或师从儒学造诣深厚、文学成就突出的著名文士，就成为达此目的之捷径。 南唐私人授学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除儒家典籍外，主要致力于诗文创作方法的指导与传授，从这个角度而言，私学的兴盛影响了南唐文学发展的格局：众多文士拜师学艺，日后大多成为知名文学家；书院(堂)大规模的诗文教育，客观上为文学创作生成了庞大的后备力量，是南唐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诗人们因为学业关系形成了师徒承传梯队，诗简往还，彼此影响，使他们的创作倾向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性，创作法则也趋于程式化，而“严格的师承关系则显然是促使创作法则程式化的基本原因”[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