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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唐书院(堂)也是私学中的一种，但它与私人讲学又有明显的不同：一、书院(堂)教育产生的前提是民间具备聚书、藏书条件，而“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23](P45)，雕版印刷的推广，为民间私家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书院(堂)的书籍更为丰富。如华林书院“聚书万卷”[18](P13390)，东佳书堂“为书楼……聚书数千卷”[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这为学子创造了更为方便的接触书的条件，从而促进了求学方式的迅速转变，使‘训诂句读，皆由口授’的状况变为‘可视简而诵’了”[17](P221)。二、私学发展到书院(堂)阶段，仅靠学生的“束修”已难以维持教学了，于是往往以产业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如匡山书院“置学田”[17](P225)，陈氏书堂有“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一些书院(堂)还因教化乡里而受到朝廷的表彰鼓励，或免除徭役，或诏旌其门。如匡山书院创建后，后唐明宗特颁赐院额，敕书表彰[17](P225)。东佳书堂，“僖宗时尝诏旌其门，南唐又立为义门，免其徭役”[18](P13391)。华林书院，“南唐李煜时尝授(胡仲尧)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闾……赐白金器二百两”[18](P13390)。三、书院(堂)的规模、建置比较宏大、齐全，如东佳书堂有“书院堂庑数百间”[20]，华林书院“筑室百区”[22](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P422)，这就为求学士子提供了较好的学习条件，也为大规模集体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书院(堂)的这些优势吸引了八方学子前来求学：匡山书院，“后学云从”[14](P29)，梧桐书院，“从游者担簦蹑屩，争师事之”[17](P225)，东佳书堂，“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1](P5)，华林书院，“学聚四方人”[24](赵赴《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P247)。 五代书院(堂)教育为宋代以后书院的制度化、规模化奠定了基础，“宋人承之而大其规制，以为群居讲学之所”[2](P423)，因而是我国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南唐的私学中，文学尤其是诗歌是最重要的传授内容，个中缘由除了应进士试所需外，更为重要的是授受双方都追求以诗赢得清名，展示自身存在的价值。 上述庐山诗人群体主要是由布衣、隐士、僧人等组成，唐末五代世乱道丧的现实和其自身坎坷的经历使他们理想幻灭，对社会政治日趋冷落与麻木。对他们来说，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诗名才能够流芳百世：“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25](郑谷《卷末偶题三首》，P7736)、“凡事有兴废，诗名无古今”[25](杜荀鹤《赠李蒙叟》，P7948)。正是由于对诗歌创作精益求精的追求和凭借佳作扬名天下的渴望，使他们纷纷隐居山林，跟随一些声名卓著的诗人学习创作，锤炼诗篇。 陈贶是当时远近闻名的诗学大师，向他学诗的弟子很多，一些人追随他多年，研习琢磨其诗艺，并得其真传。如刘洞从少年起就向陈贶学诗，精究其术[3](卷九)，江为师事陈贶达二十年之久[1](P95)，夏宝松也是“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与处数年，尽发其密”[7](P449)。他们都学有所成，日后成为南唐著名的诗人。江为“工于诗，如‘天形围泽国，秋色露人家’之句，极脍炙人口。……为有《题白鹿寺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迁，驻于寺，见其诗，称善久之”[26](P130)。刘洞长于五字唐律，号“五言金城”[1](P95)。黄损“为学以该通擅长，尤工诗赋”[7](P893)。熊皦“工古律诗，语意俱妙”[27](P508)。杨徽之“以能诗闻，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选十联写于玉屏”[13](P116)。虚中为司空图推重，云：“十年华岳峰前住，只得虚中一首诗”[13](P336)。 如果说江为等人拜师学艺学的是如何作诗，直接影响到南唐文学的发展，那么书院(堂)则主要是通过培养学生应科中举的能力，而与南唐文学发生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科举，素重进士，晚唐更呈现出“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19](孙棨《北里志序》，P3863)的局面。进士科“其初只试策”[28](P83)，高宗永隆二年(681)八月，朝廷诏令“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29](P1375)，“到开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30](P172)，“主司褒贬，实在诗赋”[19](赵匡《举选议》，P1593)；而且，唐进士三场试，每场定去留，诗赋为首场[30](PP.171-172)，可见诗赋在唐代科举中的重要性。 南唐上承唐制，烈祖昇元元年(937)即开贡举[31](PP.78-79)，其后时有间断，保大十年(952)，“命(江)文蔚以翰林学士知举，略用唐故事，放进士庐陵王克贞等三人及第”[7](P353)，之后，科举考试制度化。据史载，南唐开科17次，取士90多人[32](P336)，成为选拔官吏的一项主要制度。知贡举者有徐铉、张佖、韩熙载、江文蔚、徐锴、伍乔等人，皆南唐著名文学家。 南唐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科举及第成为士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所谓“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33](P97)。吴相严可求子、烈祖婿、曾位居宰相的严续，“以少贵倦学，颇事游谑，见轻同列，因力教群从子弟，砥砺儒业，诸子及孙举进士者累累不绝”[7](P324)；原为“高安乡野之人”的青阳令邓亚文“语儿子辈云：‘当思为学，自致烟霄。吾为百里之长，声鼓吃饭，脑后接笔，此吾稽古之力也’”[11](P9)，表明了无论世族还是庶族家庭对子弟的教育和应举都非常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书院(堂)在内的私学围绕着科举考试而组织教学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虽然由于资料阙如，书院(堂)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已无从考察，但从某些间接材料中仍可看出其教育宗旨是培养子弟的宗法伦理意识和应举能力，文学修养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