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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聚徒授学和书院(堂)教育是南唐私学中的两种重要类型。受唐代以来文学高度发展以及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影响，诗文创作技艺的传授是南唐私人讲学的重要内容。私学的兴盛影响到南唐文学发展的格局：众多文士通过拜师学艺，日后大多成为知名文学家；书院(堂)大规模的诗文教育，为文学创作生成了庞大的后备力量，是南唐文学繁荣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诗人们因为学业关系形成了师徒承传梯队，彼此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进而在创作倾向上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性，创作法则也趋于程式化。 关 键 词：南唐/私学/诗文传授/ 作者简介：周蓉(1964- )，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师范大学编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甘肃 兰州 730070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导致政局混乱，经济凋敝，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重创，而南唐文学却相对繁盛，在五代文坛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对稳定的政局、较为繁荣的经济，以及招贤倡儒、推奖文艺、兴学校、复贡举文化政策的实行等等。在论及教育与南唐文学的关系时，以往研究多着眼于官学尤其是“庐山国学”对南唐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所关注的，乃私学对南唐文学的影响。 南唐在同时代诸政权中，教育较为发达，其官学还能维持“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1](PP.153-154)的局面。但官学的规模毕竟有限，而且因教学内容固定、学生身份限制等因素难以满足民间对于教育的需求，于是士人们自然将目光转向了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私学。当时一些饱学之士或卜居授徒，或开门纳士，后进慕名络绎盈聚其门；一些私人结庐读书、讲学处以及家族的私塾则逐渐发展成书院(堂)，延纳四方求学之士。另一方面，南唐上自君主、下至普通士人对文学的推崇以及应进士试的需要，使诗文成为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而诗文习业“所赖于环境之陶养者则甚大……故深山邃谷最宜习业……陶气质，润心灵，乃习文之津途”[2](P417)，故隐读于山林寺院，向负有盛名的文学家学习请益即蔚然成风。因此，在正统儒学教育之外，南唐私学中传授诗文创作技艺的文学教育尤为突出。 聚徒授学是南唐普遍的社会风气，如：颜诩，颜真卿之后，“每延宾侣，寓门下者常十数”[1](P105)。毛炳，“聚生徒数十，讲诵于南台山”[1](PP.104-105)。江梦孙，“少传先业……诸生弟子不远数郡而至者百人。春诵夏弦，以时讲闻，鼓箧亟丈，庠序常盈”[3](卷八)。廖凝，“善咏讽，有学行……咏《中秋月》与《闻蝉》为绝唱……江左学诗者，竞造其门”[4](P115)。 其中庐山的隐读和私人讲学之风最盛，白鹿洞尤为文士聚居之处。 庐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之地，“广明以来，中原板荡，而江表无事，人民安乐。庐山崔嵬，号为南障。彭蠡浸其左，九江注其右，豫章都其南，浔阳宅其北。山高水澄，秀甲他郡；土沃人阜，名闻四方”[5](胡旦《义门记》，P5)，因此，更多的文人骚客、僧道隐士避乱于此。一些博学多才之士在隐居读书的同时，还结庐教授生徒，杨亿《武夷新集》卷十一《杨公行状》即云：“浔阳庐山，学舍甚盛。四方髦俊，辐辏其间。”[6](P180)南唐烈祖昇元四年(940)十二月，“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7](P197)。“庐山国学”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山林修学的风气，诗文创作的氛围也更为浓厚，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文学群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