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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沆，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黄损、熊皎(应为“熊皦”[8](P505))、虚中师事之。”[4](P152)谭紫霄，“遁居庐山栖隐洞，学者百余人”[9](P347)。陈贶，“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进。一卧庐山三十年，学者多师事焉”[1](P102)。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江为和刘洞。刘洞，“少游庐山，学诗于陈贶，精思不懈，至浃日不盥”[1](P95)。江为，“游庐山白鹿洞，师事处士陈贶，居二十余年”[1](P95)。江为也传授诗艺于弟子，其中有名的是夏宝松与杨徽之。夏宝松，“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与处数年，终就其业”[1](P100)。杨徽之是江为的同乡，好诗，将其“延于客馆之中，伸以师事之礼”[6](《杨公行状》，P180)。夏宝松学成后且再授生徒：“晩进儒生求为师事者，多赍金帛，不远数百里，辐辏其门。”[1](P100)刘元亨，“开宝中入庐山白鹿洞隐居自娱……时诸生近百余人。其令闻素著，咸以师礼事之”[10](P24)。黄载先师事刘元亨，又再传于弟子，“弱冠释耒耜，就学于庐山，事虔人刘元亨，笃志自励，精究经史……肄业之士多从之”[1](PP.157-158)。史虚白，“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教授学徒”[11](P2)。 前述多是高人逸士隐于名山聚徒讲学，一些官员则开门引才，传授艺文。它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授受双方没有固定的业从关系，是基于相互欣赏的即兴式施教，极富个性色彩。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韩熙载。韩熙载，“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材，于是大开门馆，延纳隽彦”[12](P27)，“苟有才艺，必延致门下，以舒雅之徒为门生，高第凡数十辈”[1](PP.89-90)，因“诱掖后进，号‘韩夫子’”[13](P157)。 作为南唐另一种重要的私学类型的书院(堂)教育，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私人书院(书堂、书屋)。宪宗时，曾任国子祭酒的幸南容致仕还乡，于高安城北六十里之洪城桂岩创办了桂岩书院，“开馆授业”[14](P19)。长庆元年(821)，李渤担任江州刺史时，分别在郡治浔阳县东面和西南使君山建了两所书院，一为景星书院，一为李渤书堂[14](P26)。但书院(堂)在当时还不普遍，规模也不大。到了唐末五代，天下战乱不止，官学衰败，学生失学，一些士人学子只得避乱于比较安定的山林修业、授学，民间的一些书院及书堂、书屋等，由私人藏书、聚书、读书之处，逐渐发展成为学者讲学、士子聚集读书求学的场所，这就是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堂)。正如朱熹所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15](《衡州石鼓书院记》，P3783)所以书院形成之始，便具有私人讲学的性质。 南唐多地都建有书院(堂)[14](P28)，而书院(堂)最多的当属江西。据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考订，唐代有书院(堂)七所，分别为桂岩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飞麟学塾、登东书院、东佳书堂、皇竂书院[16](P28)，大部分至南唐仍存。五代新建书院六所，分别为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云阳书院、梧桐书院、光禄书院[16](P31)。此外，新建县的秀溪书院、欧阳拾遗书堂和陈陶书堂，分别是邓晏、欧阳持和陈陶读书讲学处，而毛炳聚徒讲诵之南台山学舍、刘式所建用于训教宗族子弟的墨庄以及沈彬进士书院，都是佚名的书堂或书院[17](PP.226-227)。 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在江州浔阳县(今江西德安)，由唐代陈崇创办。《宋史·陈兢传》：“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18](P13391)“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19](徐锴《陈氏书堂记》，P4114)南唐时，其子陈衮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于居左二十五里东佳山麓增广书院堂庑数百间，聚书数千卷”[20]。华林书院，亦称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在洪州奉新县(今江西奉新)，由胡仲尧开办。《宋史·胡仲尧传》：“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18](P13390)。 东佳书堂和华林书院虽然都是家学，却并不封闭，这是因为在诗赋作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唐、五代时期，家族子弟与外姓生徒相与唱和，切磋诗艺，使本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考的命中率都得以提高，更提升了家族书院的影响，因此开放办学成为许多家族的主动选择[20]。东佳书堂对前来求学的“宾客”即实行开放：“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20]，由此求学者甚众，文莹《湘山野录》即云：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21](P16)。华林书院亦同，胡仲尧“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18](P13390)，“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数十人”[22](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P4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