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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与内转 虽然梁启超对“小说革命”的推广并未持续太久，可是它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仍不可小觑。正如梁启超对他的时代所下的批语，“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时流所日日昌言者也”(21)。梁启超与其志同道合者的这些激进的姿态引起了“五四”一辈那些文学的改良/革命论者的共鸣，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鲁迅的《呐喊》。[18－20]20世纪初，“文学革命”再次转身，变成了更为激进的“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在左翼作家展开浑身解数将“小说革命”转变成“革命的小说”的同时，小说本身也成为引爆争议的场域——甚至以作家的鲜血为代价。茅盾(1896—1981)和蒋光慈(1901—1931)在经历了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惨败后，不约而同地投身于小说创作。(22)茅盾的《蚀》描写来自城市的年轻左翼分子在理想破灭之后的茫然，蒋光慈的《短裤党》则歌颂那些牺牲奉献、死而后已的革命者。(23)巴金(1904—2005)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深受欢迎的作品中，强调无政府主义摧枯拉朽的力量，像《家》这样的小说亦预示着革命的到来。 梁启超及其同辈所倡导的诗界革命最激进的结果之一，是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创作。延安讲话对(特定类型的)文学和艺术的意识形态寄托，对大众文艺和革命行动的有机想象，还有其内蕴的权力话语，在梁启超的小说论中都能看出端倪。同时，毛泽东的讲话也把梁启超理论的吊诡之处放大并且端上台面。讲话一方面支持文学具有“不可思议之力”，一方面仍强调如果文学没有律法的制约，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24)这个悖论也许也体现了现代革命文学的基本困境。如果说革命文学的宗旨是寻求、呈现历史天启时刻的到来，那么现代中国作家在“五四”以及以后，还有延安时代的作品，就意味着对那一时刻的渴望与追求，并希望能参与其中。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写作也可以视为一种延宕的策略。因为只要渴望革命的叙事仍被书写传颂，就表示革命的“行动”尚未完满实践。写作因此坐实了“现在”——等待期盼的革命到来的时刻——仍然没有成为过去，“未来”——革命大功告成的时刻——也尚未到来。果如是，革命作家就可能会陷入一种否定的辩证的陷阱，即他们写得越多，反而越不能表达当下革命进行的积极性，也越发现他们无法通过写作来实现理想中的状态。诚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21]544 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如何解决这一理论吊诡不是易事。毛把梁启超的理论推向极端，将其变成意识形态的指令。他所期望的最理想的文学理应能够跨越精英分子与普罗大众、宏大主题与日常生活、个体才华与政教传统、糟粕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当写作与革命交织，笔墨与血水混合，一种新的文学于焉而起，浩浩荡荡，势不可遏。40年代后期，在毛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一批新面孔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赵树理(1906—1970)一炮而红之前，只是个业余写手；小学都没毕业的马烽(1922—2004)和西戎(1922—2001)是在革命的契机下才开始小说创作。而像丁玲(1904—1986)和周立波(1908—1979)这样经验丰富的“新青年”则誓言抛弃他们的城市身份、文化背景与资产阶级审美观，转投毛的理论旗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意味着“新中国”的“未来”已经到来，作家们可以在小说中深究革命的本质。然而事实上，这种小说实践要不了多久就陷于自己的理论漏洞。以“革命历史小说”为例，它一开始就意图通过记录共和国建立的“史前史”来肯定革命的进程，指出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上必然到来的一刻。革命战胜过去，实践正义，“时间开始了”，证明天道好还。革命同时富含空间想象征：土地重新分配，阶级完满整合，国家独立，山河一统，个人和集体的位置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21]262在这样的期许下，《青春之歌》和《红岩》中革命者们的经历感动了无数读者，《保卫延安》和《红日》等小说中的英雄故事激励了一整代中国人对于集体主义的向往。 然而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厘清。比如：尽管堂而皇之的革新诉求不绝于耳，但是从晚清到“五四”再到革命年代的这些年里，中国“小说革命”到底有没有真正带来剧烈的改变？如果有，那“小说革命”是否彻底摧毁了旧传统的根基？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再思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对时间和政治的愿景。如果说梁启超的小说以“未来完成式”投射了新中国的未来，那么“革命历史小说”就为读者指出新中国还未建立前的过去。在梁启超想来，革命完成之后的社会理应国运昌隆，但“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却在在指出，即便共产革命成功，新中国重新建立，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的幽灵仍然萦绕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叙事成为了未竟的计划，其结局或终点目标不断被推后。据此，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不断重述“革命(总是)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主题。在革命“创新性的感召力”之下，不可测的敌人、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力量如影随形，随时蓄势反扑。小说之于革命到底有没有用？到底可靠不可靠？梁启超当年对新小说的犹疑仍然是小说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悬念。 最后，笔者认为梁启超首创的，用来描写未来中国的“未来完成式”反而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而非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归宿。梁启超半途而废的《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未来”的叙述是以对“现在”的叙述的阉割为代价的。该部小说的头尾具备，中间部分却永远迷失了。而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叙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这种未来完成的叙述模式，也被转化为国家政策的指南。当小说的叙述法则被转化为国家纲领时，我们所见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叙述招式，而是意识形态化的命令。有什么比“大跃进”或者“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政策更能说明一代人对“未来”这一神话的渴望呢？这两个运动都预先透支了“新中国未来记”。但在“回到”未来的过程里，毛及他的追随者却并没有顾及到时间进程、历史实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让我们回到《新中国未来记》中的1962(2062)年。这一年正是大中华民主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骄傲一刻。但历史的后见之明却证实这是中国革命史(表面上)“无甚可观”的一年(a year without significance，套用黄仁宇先生著名的书名)。这一年其实暗潮汹涌。“大跃进”带来的空前的饥荒逐渐控制，下一轮权力斗争即将登场。梁启超小说中万国来朝，聆听孔弘道先生的讲座，现实是毛主持了“七千人”大会，讨论如何继续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年革命历史小说《红岩》风靡一时，千万读者深深被解放前夕地下革命者们的牺牲奋斗所感动。也在这一年，另一本小说《刘志丹》却被认定为“反党阴谋”，虽然刘是延安时期的重要军事将领，而小说创作得到过授权。《刘志丹》在1979年解禁，1986年再次被禁(25)。这部小说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而时间早已湮没一般人的记忆。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对于小说可能带来社会不良影响的忧虑，仍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以及政坛，徘徊不去。 与其用革命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学的处境，我们不如用“内转”(involution)一词，或许能更恰切地形容现代中国革命小说与历史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26)如果“革命”意指用激烈手段摧毁现有的秩序，再造新猷，那么相对的，“内转”则指的是一种延伸、蜷曲而内耗于自身的运动。(27)相对于外沿发展的革命，内转常和后退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一起。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反动，因为它的运动并不回到原点。内转与革命的相异处，仅在于它的运动方向看起来不是勇往直前的单向直线，而是迂回缠绕。事实上，这两者根本很难厘清，因为两者的运动都是无限延伸的。鲁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讽刺大可用来形容中国的文学/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28) 在中国踏入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这个当口，我们注意到其革命——或者说内转——正经历令人瞩目的转变。革命仍被视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笔历史、意识形态资产，“维稳”成为当下的首要之务，以保证真正的革命能够继续展开。当石破天惊的“创新性的感召力”不再，革命就可能成为一项架空未来的计划、一项内转的行径。抑或用梁启超式的话语来形容，架空的革命也将革命叙事还原成新小说之前的小说。 注释： ①关于梁启超接触革命理念及其与孙文会面的细节可参见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46页。关于梁启超流亡日本及接触西学的整体情况可参见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hapter 3,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hapter 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②编者注：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在年份上刻意混淆，有时提1962年，有时提2062年，本文中年份的不一致处均遵从原著的说法。 ③［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参见James Miller:The Pathos of Novelty:Hannah Arendt's Image of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in Melvyn A.Hill ed.:Hannah Arendt: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9,177—208。 ④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田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5页；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⑥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另见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Chapter 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⑦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诗界革命”。参见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⑧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⑨梁启超：《破坏主义》，《饮冰室自由书》，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43—44页。梁启超所谓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虽然听起来颇为激进，但仍因袭着改良主义话语。它们不仅无法反映出梁氏此时有关革命的辩证思考，也难以阐明革命与改良、写作与实践之间固有的张力。 ⑩晚清有关小说“不可思议之力”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夸张。晚清的小说论者谆谆提倡小说的同时，其实也纵情于空洞的文字游戏。当一种传统观念或价值被抬举到不成比例的高度与深度时，那么它不过是当代文化想象质变的表征罢了；而以浮夸替代自制，正是颓废文学观的第一个标识。当梁启超与其同辈将小说的功效与缺陷相提并论，他们其实是将传统批评家对说部的畏惧与迷醉同时推到极致。他们将传统文评(可能)言不由衷的道德观全盘接收，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所不同者，他们把自己过于熟习的小说道德观陌生化(defamiliarize)，他们的论述因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他们文学信念中的“新意”，其实来自对过去的夸大，而非拒绝；当他们一厢情愿地对未来新文学表示吹捧时，他们其实已成为自己一心想打倒的旧文学价值的最吊诡的提倡者。 (1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2页。1903年，梁启超启程访美，这次旅行可能是他停止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直接原因。但据夏晓虹研究，一个更为可能的原因是梁的政治立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小说核心的论题在于革命与改良的论辩，但此时的梁启超已不再将革命视为变革中国的可能途径，这与该小说创作的初衷已是南辕北辙。 (12)编者注：此处年代遵循小说中说法。 (13)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见《人的文学》，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51—254页；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3—235页。关于梁启超该小说最新的诗学和地理政治学研究可参见Ban Wang:Geopolitics,Moral Reform,and Poetic Internationalism:Liang Qichao'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in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2012(6):2—18。 (14)使用倒叙法最有名的例子是吴趼人的《九命奇冤》(1905)。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作品集》第八章，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28—129页；也可参见Gilbert C.F.Fong:Time in "Nine Murders":Western Influence and Domestic Tradition,in Milena -Velingerová: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0:116—128。 (15)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见《人的文学》，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51页：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2页。 (16)见拙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73页。关于政治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在东亚的传播，与梁启超对该类型小说的运用可参考Catherine Vance Yeh:Migration of a World Genre:The Political Novel in Late Qing China,Chapter 1 and 2,Cambridge,Mass:Harvard Asia Center,to come。 (17)见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Chapter 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8)见李欧梵对于19世纪末“未来”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论述：In Search of Modernity: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in 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eds.: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9—136。 (19)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一章。 (20)促使梁启超放弃写作这篇小说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包括他的政治观点的改变。见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72页。 (21)参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章总批。也见康来新：《晚清小说理论研究》，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22)见笔者的讨论：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w She,Shen Congwen,Chapter 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hapter 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3)同(22)。 (24)见Merle Goldman关于延安讲话以及由延安讲话激发的新一类的文学作品与政治实践的经典论述，第1—50页。 (25)编者注：该小说已于2009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26)最初由Clifford Geertz的人类学研究而引起关注，“回转”(involution)(文中提及均用“内转”)表示“一种社会或文化坚持不懈要将自身转变到一种新的形态。但甚至在获得确定的形式后，它仍旧未能达成目标。”引自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74。也见Clifford Geenrtz: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27)杜赞齐(Praseniit Duara)用此概念考察民国初年中国国家与农村权力机构的变化。对杜赞齐而言，在“国家的回转”中，国家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的机构同步成长；当“国家组织并非通过越来越有效地使用现有的或新的投资来扩大规模……而是通过一种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复、延伸与苦心经营”之际，国家的回转运作便发生了。”亦见他的定义：“国家的回转：国家形成的一种替代形式，它作为一种手段，概括了20世纪中国的国家所发挥的扩大规模、走向现代化的作用。在国家的回转中，国家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例如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同步成长……虽然正式的国家依赖这些非正式的机构来行使其大部分的功能，但国家无法扩大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当国家以回转的模式成长时，非正式的群体成为地方社会无法控制的权力，取代了传统地方政府的许多工作。”转引自拙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6页。 (28)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见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139。 参考文献： [1]阿伦特 汉娜．人的条件[M].竺乾威，王世雄，胡泳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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