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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关 键 词】父子冲突/精英意识/新民塑形/叙事修辞/政治与审美 【作者简介】张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作为修辞的叙事，诚如詹姆斯?费伦所说，是“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①。当我们重读从五四启蒙文学到红色经典文学诸多小说文本便可发现这样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刻意设置父与子二元对立的冲突情境，向广大读者反复讲述两代人的思想差异和情感冲突。这一长期以来被内地学者仅作思想史层面探讨分析的父子冲突叙事现象为何会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节点陡然兴起并持续存在，与新民的塑形究竟有无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这既是被学界普遍忽视的重大课题，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严肃命题。 一、召唤新青年与五四启蒙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复兴的开始”。在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的合力催逼下，“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②业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完全一致的思想认知。他们凭借自身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直观感知，萌生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性价值诉求，以尚武思潮激荡下的激进主义的言说姿态去启蒙国人的西化意识，巧妙而极有策略地将白话与文言置于二元对立的对决境地，以白话取代文言去诠释和承载传统，最终实现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话语夺权③。然而，五四知识精英虽然从此获取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言说权力，走向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前沿，却并未在精神上与严复、梁启超等人完全断裂；他们接续了新民的理论话题，发起一场旨在召唤新青年的，与和、孝文化错位的对话。 卡西尔曾经把“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醒目地作为其理论巨著《人论》的第一篇，他这样表述：“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④严复、梁启超等人即是在本土“自我”与西方“他者”的相互“审视”中鼓呼“新民”。早在1895年，严复就大声疾呼要对蒙昧、奴性的臣民进行启蒙：“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⑤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大张旗鼓地召唤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民”，以扫除数千年奴性之重重壁垒：“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⑥在梁启超看来，只有每一个体国民的自我更新，才能真正摆脱中国病夫弱女的困境和民族国家想像的焦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平权思想传入中国。知识精英意识到了礼教对于人性的人为压抑，父与子二元对立冲突的文化要素被强劲激活。“民主与过去的父权水火不容。任何形式的解放首先是摆脱父亲的解放。”⑦陈独秀认定每一个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他直斥“忠孝节义”乃“奴隶之道德”，“父为子纲”亦是一种“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⑧。傅斯年厘定“中国的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他说：“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话说来，极力的摧残个性。”⑨“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更是认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的这一主张，“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稍晚些时候，他就亲子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⑩对于父慈子孝的伦理圆融这一表面假象，鲁迅惊世骇俗地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全新问题：“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11)郁达夫则另从“个人的发见”角度出发，肯定自我存在的合理价值，无情地消解/颠覆宗法社会秩序和权威的“道”、“君权”、“父权”：“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12)思想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于父权、孝道等应当破坏的虚伪偶像的抨击乃至解构，并进而提出幼者本位的新型伦理观，无疑激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巨大震荡。众所周知，西方文学中父子冲突母题是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弑父故事开始，之后不断地被重复沿用。在西方式父子关系中，父亲象征秩序，对子辈行使统治权力和阉割威慑。而在中国语境中，子辈的主体觉醒和伺机反抗成为五四启蒙文学思潮的重要主题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父亲不再是一个具体、单一的父亲，而是成为固守、维护宗法伦理规范秩序的保守代表，以及子辈走向新生活的前行障碍。于是，五四新人听从个性解放的时代询唤，勇敢地冲决旧式家庭的牢笼，背叛血亲伦理，重审甚至战胜了父亲。父权骤然失落的同时，他们也在迷茫与惶惑中独自成长。正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思维模式下，父子冲突作为一种叙事修辞出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显著文本现象。 有研究者曾不无乐观地指出父亲的文学形象与文化想像的重合引发审美接受上的连锁反应：“当读者一接触到关于‘父亲’的文学文本时，就可能自然产生一系列联想：父亲→长辈→老人→古老国家→传统→国民性→启蒙/现代化之困境，而关于父亲的叙事无形中又往往满足着这种联想所带来的阅读期待。”(13)却又遮蔽了五四启蒙文学显而易见的叙事困境：父子冲突理论言说的集束声浪，并未能带来创作实绩上的繁荣景象。反抗“父母之命”的文本叙事，也只是喊出了“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终身大事》，1919)、“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1925)等时代口号。作为概念符号存在的父亲，形象稀缺、塑造过于单薄，子女反抗父亲时从未表现出真正决绝的姿态(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1919)，这和理论倡导上对于父亲的激进反叛构成一种巨大的反讽，从中不难窥见小说人物甚至是作家本人在摆脱父亲时若隐若现的心理障碍，这是伦理裂变与传统聚合的必然产物。真正以父子冲突作为叙事修辞取得突破性创作实绩还是在1930年代的后五四文学。以巴金的《家》(1931)等为典型代表，生动回应了五四文化先驱者对于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作的文化构想，集中关注基于血缘伦理的亲子关系的情感冲突和家庭关系的时代新变，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去表现父压抑子的个性、子面对叛父与惧父的双重阴影以及父的形象被放逐、子的新形象正待重塑的思想主题。《财主底儿女们》(路翎，1945、1948)等四十年代文学也是五四启蒙文学创作路数的流风余韵。 五四启蒙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最大的特点即在于：作为新青年形象出现的子辈，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不惜与父辈断然决裂。这种从“父之子”到“人之子”的意识觉醒和生命突围，打破了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家庭的和谐平静，对以孝为内核的传统家庭伦理构成了极大挑战。 黑格尔谈及中国孝道无边的感化时曾深刻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4)。我们知道，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以父子关系为核心，所谓“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礼记?大学》)。孔子以“孝”为伦理思想体系的根本基点，他发展了孝道“善事父母”的物质内容，认为“敬”比单纯地“养”高一层次，使父母精神愉悦与满足是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因而，他对“孝”的理解是：从“养”到“敬”再到“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孝经》则将“孝”界定为道德和一切教育的根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的具体要求，让孝道从家庭伦理扩展到“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章》)的政治伦理。显然，宗法制度下的孝道和专制主义下的臣道是同构的。“孝”是“忠”的前提和基础，“忠”是“孝”的放大和发挥。尽管荀子早就以“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观点对孝道进行过修正，但在家言孝、出门言忠，亦即“我们怎样做儿子”、“我们怎样做臣子”，在中国仍是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在以进化论为其理论基点的五四知识精英看来，未来胜于当下、青年胜于老人，要召唤新青年，就必须废弃祖先崇拜，鼓吹父子冲突。这是因为，“祖”处于家族血缘和政治体制交叉合一复合结构的顶层位置，“父”作为“子”之“父”的同时，又是“祖”之“子”。所以，五四启蒙文学父子冲突叙事中的“父”就具有双重含义：既涵括“祖”的“历史中的父亲”的自然属性，又是作为各种秩序、权威的施予者。与此相对应，“子”一方面是与“父”承传的身份属性，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秩序、权威的接受者。父与子，既是指血缘关系上的亲子关系，同时也是修辞学意义上秩序与臣服的象征。不过，这种想像性建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期就已经遭遇了颠覆与反拨。朱自清脍炙人口、情深意切的《背影》(1925)以散文的形式作了貌似不合时宜实则理性的反思：“我”有着年少轻狂的叛逆想法，总是觉得父亲做事不够妥帖；但老境颓唐的父亲翻越站台、为“我”买桔子的清晰背影，又让“我”不禁潸然泪下。父子之间天然存在的血脉亲情，原本就饱含着温情与依恋。只是因为个性解放的时代新声，“我”才走上叛父之路。待到自己为人父后，“二年余”来一想起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老境却如此颓唐”的惨淡光景，便数次深深忏悔自己“那时”的“聪明过分”。正面对抗的父子冲突，通过儿子凝望父亲背影而悄然消解。其实，从“子”对“父”的叛离到“子”与“父”的和解这一路径来表现父子关系的叙事图景，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伦常定位，又契合人性情感向度的弹性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