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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想象革命者与左翼革命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势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旨归在于召唤新青年。然而，历史逻辑的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由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相互隔膜而无法沟通、难以对话，五四新文化运动那脆弱的个性启蒙归于沉寂。随着农民革命运动的强劲脉动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引进传播，革命文学颠覆文学革命、思想启蒙转向政治启蒙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大幕拉启。闪耀登场的左翼小说革命叙事，以农民内部的父子冲突作为叙事修辞，去激情想像工农大众出身的革命者。与五四启蒙文学父子冲突叙事分明不同的是，五四新人已经时过境迁，革命新人成为时代新宠。这类由蒋光慈、戴平万、叶紫等新锐作家创作的小说文本，不再局限于父子间日常生活细节和具体代际矛盾，而是从父、子两代农民对于革命的思想差异这一视角去着重刻画从躁动到反抗的儿子和从认命到觉醒的父亲：代表新生革命力量的儿子无需叛离出走，也无任何心理障碍，自觉以革命之子的阶级身份，和保守、认命的父亲实现精神上的断然割舍；父亲们不再只是虚置的“背影”，而是不约而同地和儿子上演大量对手戏份，最终，父亲拥有的道德权威旁落、信守的价值观念坍塌。有研究者曾就此论断：“被压迫阶级内部的父子冲突却常能经由父亲最终认同儿子的反抗道路而得到和解。”(15)这一观点认识到左翼革命文学文本中的父子冲突的消解方式，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文本事实：“父”是以认错而非认同的方式去实现与“子”和解。 我们还是先把目光投向戴平万的短篇小说《村中的早晨》(1930)。之前在城里“半私塾半学校的学堂”读书的阿荣，辍学回乡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灵魂可比较蚕丝还要柔驯”的贫苦老农老魏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他痛恨“害父害母的”阿荣，便去寻访。当他来到儿子领导的队伍中，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力和希望”，他“局促不安起来，觉得他自己是错怪了他的儿子了”。在“惊怕而打颤”地“饱听了一夜的枪声”之后，他遇见阿荣带领赤卫队员胜利归来。就在这“村中的早晨”，老魏呢喃道：“也许儿子不会把我忘掉了，我错了！”小说以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为叙事背景，通过父子冲突的叙事修辞，粗线条地勾勒出革命新人的全新形象，传达出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星星之火正在燎原的革命形势，这在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的题材选取、人物塑形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 真正完整以新、老两代农民在狂飙突进的农民运动中的不同心态以及表现为切入点，正面提出要正确认识农民觉悟的重大课题并真切指明了中国农民的正确出路的，还是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当“减租”、“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的暴风骤雨将要涤荡乡间的时候，五十多岁的王荣发忠厚、本分，忍耐能力臻于极限。当他看见儿子和张进德等人混在一起时，便立刻教训道：“我看你发了疯！什么革命土地，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种田人的事情吗？你当心点！”儿子依然故我，后来连女儿毛姑也参加了农会的工作，他几近仰天长啸：“儿子发了疯，女儿也发了狂，唉，这倒是什么世道呵！我的天哪！”但当他冷静地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又“本能地感觉到他的儿子的思想，符合着一种什么到现在还未被人承认的真理”：“也许他的思想是对的，谁晓得！现在的世道是变了。也许这个世界的脸孔要改一改……也许贵才是对的，让他去……”从对儿子“素来很严厉”到“宽大”，表明了他态度的微妙改变。王贵才则是青年农民的典型代表，浑身充满着年轻人叛逆与躁动的力量。对于贫富不均的世道不公，他表示：“我不能够再这样了！我不愿意这样了！”他紧密团结在张进德的周围，听讲革命道理、拥护农会成立、参加火爆斗地主的革命行动，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迅速地成长为一名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后因病未能撤入深山而被民团抓获，牺牲时视死如归。王荣发因此彻底觉悟，加入了自卫队。从这一典型个案可以做出如下概括：父辈顺从、忍耐于无奈的现实，阻止子辈“大逆不道”的革命行动；子辈则不再愿意承受饥寒交迫的命运悲剧，参与夺取粮食和土地的阶级斗争。通过子辈对父辈的反哺，父辈理解并归顺了子辈，革命新人的形象藉此建立。子辈对革命的先觉示范带动父辈对革命的后觉，两代农民在父子冲突中实现了角色互换。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过颇为劲道的理论阐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于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16) 《村中的早晨》、《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农民父子冲突的叙事修辞在1930年代就有即时的呼应，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和叶紫的《丰收》(1933)。 勤俭宽厚、安分守己的老通宝“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他极力梦想借蚕茧丰收以重振家业，不料卖茧所得还“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故气得生了场大病。到六月底，“春蚕时期的幻想，现在又在老通宝的倔强的头脑里蓬勃发长”。儿子多多头则与父亲气质迥异：“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地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不能翻身的。”他在青黄不接的夏季积极参与“吃大户，抢米囤”的饥民暴动，老通宝极力反对。结果，粮食丰产，米价暴跌，“这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小说这样来描述老通宝含恨(也有迷茫和不甘心的情绪成分)而终的悲苦场景：“当他断气的时候，舌头已经僵硬不能说话，眼睛却还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头似乎说：‘真想不到你是对的！真奇怪！’”深信勤俭发家的老通宝，遭受“丰收成灾”的残酷打击后，最终无可奈何地认同了儿子的人生抉择，甚至在儿子面前表现出一种近乎认错的态度，父亲身上所具有的权威荡然无存。 在《丰收》这篇被茅盾称许为“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17)中，云普叔和立秋之间也存在父子冲突。云普叔一辈子“只知道要做，不做就没有吃的”。但这朴素得有些原始的生存愿望还总是被“连年的兵灾水旱”持续打压。他对当年的收成满怀憧憬，但立秋坚信癞大哥所说的“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而倾向革命，以致“总是那样懒懒地不肯做事”。在云普叔看来，儿子“不听自己的指挥”、“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的，不孝的东西！”“几回硬恨不得把牙门都咬碎下来。”秋收后，谷价出人意料暴跌。他安排“打租饭”来企盼债主大发慈悲。然而，可以吃上三五年的谷子还是全部被强行拉走，而且还差了“三担二斗五升多捐款”。父与子在一个“黑暗无光的午夜”达成和解，云普叔开始理解立秋的言行，“很迟疑地”感到儿子的选择是对的。“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对云普叔而言，不再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失败记忆，而是变成了一种新的期待与希望。 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时代语境下，左翼小说革命叙事应势而生。与五四启蒙文学具有现代乡绅身份特征的作家大都有留学东洋或者西洋的学业背景不同的是，左翼革命文学的作家的文化教育多是在国内完成(留学苏俄的蒋光慈除外)，他们的政治面貌基本都是中共党员，也曾参加过中共政治活动或者外围进步活动。这就必然决定了他们在畸形繁华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始终以其坚定的政治理性，将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主动融入塑造新人的时代诉求，鲜明地具有比较固化的运思方略和相对稳定的文学品质，这一方面明显表现出左翼政治精英与五四知识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不容辩驳地实证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某种模式的客观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